是他乡，还是故乡？-南老师的博物小馆
展览名称：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
展览时间：2018年6月9日—8月19日
展览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
友情提示：展览需现场购票参观，成人票50元/人局外人朝小诚，学生票20元/人
论地理，欧洲跟中国遥相暌隔，然而艺术史家和文明史家都知道，这地域的悬隔未尝阻碍东西方之间所建立的必不可少的相互接触，跟今天的常情相比，古人大概比我们要坚毅、要大胆。商人、工匠、民间歌手或木偶戏班在某天决定动身起程，就会加入商旅队伍，漫游丝绸之路，穿过草原和沙漠，骑马甚或步行走上数月，甚至数年之久，寻求着工作和盈利的机会……
——【英】E.H.贡布里希
100多年前，英国诗人吉卜林在《东西方谣曲》中说，
东方与西方从不谋面，
一直要到上帝的最后审判之前，
这两个巨人才会面对面，
站立在世界的两端。
吉卜林生活在英国的殖民地印度，他的诗句反映出殖民者所体会到的东方与西方之间，一种深入骨髓的隔绝。东方与西方，它们如同白天与黑夜一般相互交替：当东方如日中天时，西方尚在黑暗之中；当西方灿烂辉煌时，东方已沉沉睡去。
但是，吉卜林的诗歌想象却忽略了白天与黑夜之间的相互交汇，创造出这个世界最美丽的两种景观：晨曦与黄昏。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和罗马帝国相互把对方视作日出与日落之地。两千多年来，在丝绸之路上，东方与西方的频繁交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景观：它们是人类文明最瑰丽的花朵，也就是本次展览的展品。
而在丝绸之路上，另一个故事也在同时发生。最近二十年来，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起源于希腊罗马古代文化的复兴，同时独立开创了现代文明新纪元的传统观念，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新证据、新研究的挑战。本次展览正是以中国博物馆和学者自主策展的方式，向全球38家博物馆征集了200余件文物和艺术品，呈现了极为丰富和充分的证据链条，构成了全球学术界新思潮中的最新一波浪潮。
观众将会亲眼看到，意大利文艺复兴和现代世界的开端，既是一个与丝绸的引进、消费、模仿和再创造同步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发生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的故事；是世界多元文化在丝绸之路上，共同创造了本质上是跨文化的文艺复兴，从而开启了现代世界的新纪元。
无问西东，让我们从丝绸之路走进文艺复兴。
序幕
万水千山，将东方与西方分隔于亚欧大陆的两端，它们难道不可逾越吗？
文艺复兴，源自希腊罗马古代文化的复兴，同时独立开创了现代文明的新纪元，事实果真如此吗？
无数的人们在东方与西方之间来回穿梭，运送着一种奇异的货物；这种货物犹如世界上最为绚烂夺目的云霞，放射出奇异的光芒；人们一打开它们，仿佛随之也打开了一个个古代的清晨与黄昏；那些奇异的光线穿透包装，也把行客脚下的道路，染成一篇锦绣的文章。
“光从东方来”
与光通行的，是来自东方的神奇。
花神芙罗拉
1世纪
庞贝出土
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藏
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突然爆发，将罗马帝国的庞贝古城覆盖。公元18世纪中叶，经考古工作者挖掘，庞贝重见天日。这幅《花神芙罗拉》即发现于古城中一所别墅的卧室内。壁画中，可见这位身着丝绸的女子，衣袂飘飘，尽显曼妙妩媚的身姿。
诸神之宴（复制品）
1514-1529年，乔凡尼·贝里尼与提香
原件藏于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
束莲纹青花瓷盘
明·永乐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件青花束莲纹盘选用“苏泥勃青”料，色泽浓艳深沉，釉质细润莹洁，白中闪青，俗称“亮青釉”。
束莲纹，又称为“把莲纹”，饰有莲叶、莲蓬、莲花、蓼草、茨菰等水生植物系为一束。宋代耀州窑、磁州窑，元代景德镇窑青花瓷常采用这种纹饰，明代永乐、宣德时多绘于盘内，故称“把莲盘”，纹饰线条流畅，画意清新鲜活，为永宣青花瓷的典型器物。清雍正、乾隆时期有仿，制作较为精细，但青花用料、胎釉、绘制技法与永宣器不同。
大漠之舟
“丝绸之路”这条连接着中国与欧洲的古代贸易要道，犹如沙海上的行舟，把西东两大文明联系在一起。千百年来，这两个代表古代文明最高成就的伟大古国，从对彼此茫茫然一无所知，到偶然、零星地跨越千山万水相遇，在青铜、玻璃、丝绸等遗存上，留下了彼此交流的痕迹。这一单元分别以“别样的青铜”、“玻璃的流传”、“远去的驼铃”、“女神的姿态”四个小节体现出“丝绸之路”早期贸易的丰硕果实，通过对比意大利和中国出土的青铜器、玻璃珠饰和丝绸等多种材质的文物，揭示两国文化在十几个世纪间的互相影响。
青铜人头像
商
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青铜人神情严肃、诡秘，文君竹面部上宽下窄，呈倒梯形。宽眉，目呈杏核状，眼角上挑，宽鼻，鼻翼上方似戴一面罩，阔口，两耳饰卷云纹，耳垂有穿。脑后梳一长辫，发丝根根可见。
铜人头的面部方正，顶部平展，铸有子母口，以便戴冠。面部表情粗放，双眼圆睁，阔鼻，鼻梁突起，双唇紧闭。双耳垂穿孔，并以云雷纹为饰，脑后铸有长辫，发丝根根可见，颈部可接插木柄，其形象当与蜀人中的巫师有关。
三羊钮铜酒樽
东汉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男青年青铜雕像
前5世纪
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藏
古希腊人认为神人同体，完美的人体是神性的体现。正如本件男青年青铜雕像所示，古典雕塑在形式表达上追求具象写实、逼真再现，并同这一时期的中国一样，利用青铜完成更为细致的人物造型。
含蜻蜓眼玻璃的串珠
前7世纪-前5世纪
意大利罗马国家博物馆藏
蜻蜓眼式玻璃珠原是古埃及人抵御“恶眼”邪恶力量的护身符，后很快在欧亚大陆盛行。辗转至楚地后，楚人仿制的同时，还根据自己的审美习惯进行了再创作，如用几何纹间隔同心圆即为中国独创图案。可见，蜻蜓眼进入中国文化语境后骆力炜，已全然蜕去了西方的辟邪效用，而愈加倾向于装饰功能。
蜻蜓眼玻璃珠、管
战国
湖南地区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世界最早的玻璃或出现于公元前三千纪的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等地，中国发现最早的玻璃制品的年代则为西周至春秋。“琉璃”“流离”“琉琳”“颇黎”“陆离”等都是玻璃的古代称谓。琉璃珠是目前所见我国古代琉璃器物中最常见的一类器型。
这组蜻蜓眼玻璃珠、管表面有状似眼睛的装饰或凸起颗粒，中间有圆孔可以贯穿佩戴。这类同心圆纹层状蜻蜓眼，除湖南外，在新疆、河南、湖北等地也多有发现，时间为西周到战国之间不等，是中国出土的年代较早的蜻蜓眼类型。此类玻璃珠成份中多含钠、钙，属于西方玻璃系统。
彩色玻璃容器
2-3世纪
意大利罗马卡皮托里尼考古博物馆藏
网纹玻璃杯
北魏时期外来玻璃器
河北省景县北魏封氏墓群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这件网纹玻璃杯非常精致，口沿内翻成圆唇，底部缠玻璃条成矮圈足，平底。杯体淡绿色。腹部缠贴3条波纹作为装饰，每条波纹有10个波峰，3条波纹互相衔接形成网目纹。器壁很薄，内壁光滑，外壁有明显的水平纹理，说明是采用模吹制法成型的。
模吹制法是用吹管把料泡吹成适当形状和大小，再放入模子里吹制成型，冷却后取出。用这种方法吹制的器皿比无模自由吹制的器皿更为规整宋多恩，其内壁是自由表面，很光滑；外壁与模子接触，料泡放进模子的同时要不停旋转白浪哥，所以形成水平纹理。地中海地区玻璃模吹技术历史很悠久，大概始于公元一世纪。
这件玻璃杯经X莹光定性分析是普通的钠钙玻璃，与罗马玻璃的一般组成相符。其装饰技法在相似的外国玻璃器上发现较多。学者认为这件杯可能是东罗马帝国时期黑海北岸地区的产品。
这时期南方主要靠水路与外国交通，北方主要靠陆路与外国交通。西晋潘尼《琉璃碗赋》：“览方贡之彼珍，玮兹碗之独奇，济流沙之险绝，越葱岭之峻危，其由来阻远。”封氏家族的封磨奴曾作为北魏使臣出使过张掖，所以封氏墓的几件罗马玻璃器可能从北方丝绸之路传入。
椭圆形绿玻璃瓶
隋
陕西省西安市李静训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57年，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在陕西省西安市王祥门外发现了隋代石棺墓一座，墓主人为卒于大业四年（608年），年仅九岁的小女孩李静训。
李静训家世显赫，她的曾祖父李贤是北周骠骑大将军、河西郡公；祖父李崇，是一代名将，年轻时随周武帝平齐，以后又与隋文帝杨坚一起打天下，官至上柱国，开皇三年（583年），在抗拒突厥侵犯的战争中，以身殉国，年仅48岁。
李崇之子李敏，就是李静训的父亲。隋文帝杨坚念李崇为国捐躯的赫赫战功，对李敏也倍加恩宠，自幼养于宫中，李敏多才多艺。开皇初，周宣帝宇文赟、皇后杨丽华（即隋文帝杨坚与独孤皇后之女）的独女宇文娥英亲自选婿，数百人中就选中了李敏，并封为上柱国。
据墓志记载，李静训聪颖可爱，蕙质兰心，深受外祖母周太后喜爱。可以想见她的病逝给皇室带来了巨大的哀痛，皇室用隆重厚葬的方式来寄托哀思。
李静训墓中出土了大量贵重精美的随葬品，如金银珠花头饰、嵌珍珠宝石金项链、金手镯、高足金杯、镶金口玉杯、白瓷双耳扁瓶、白瓷双腹龙柄传瓶、波斯萨珊王朝银币，以及玛瑙、水晶、玉石等不同质地的饰品。除此以外，墓内还出土有玻璃器有瓶2件、绿色玻璃蛋形器2件、玻璃管1件、带盖小罐1件、玻璃小杯2件等。
这件椭圆形绿玻璃瓶的瓶口和腹部剖面均为椭圆形，是用吹制法制成的，器壁极薄，晶莹玉润。玻璃条缠圈足和口沿，器底有疤痕。形态为中国传统造型，经化验，其质地为高铅玻璃，是中国自己制造的玻璃器。
《隋书》中记载，说一个叫何稠的人“博览古图齐一心，多识旧物。……时中国久绝瑠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隋代出土玻璃器皿大部分是绿色，有的是深绿色，与绿釉的颜色基本一致。
李静训墓发掘出土了24件玻璃制品，器类较多，年代明确，反映了隋代玻璃的制作水平。隋代生产的玻璃器，一种是在中国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特征是玻璃成分中含铅较高，通常被称为铅玻璃。另一种是受西方影响、用新技术生产的，含钠钙成分较高的钠钙玻璃，如李静训墓中同出的蓝色小杯、绿色小杯、无颈瓶等。
玻璃器在古代极不易得，诗所谓“流传人间入吾手……择人而归今子授”，是不轻易赠与他人的，足见其珍贵程度。精美的玻璃器物，通过使节的朝贡、商人的买卖、武力的掠夺等方式，最终流入寺院或贵族手中。不论是作为实用的器物，还是作为观赏把玩的奇珍，其珍异的特性都凸显出拥有者的财富和地位。
李静训墓出土的玻璃器表明，当时已采用了西方玻璃工艺，既能制造高铅玻璃，也能制造出质量较高的钠钙玻璃，器物形态则依然多采用传统样式，表明中国玻璃制造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彩绘昆仑奴俑
唐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昆仑这个名称早在三国时已有记载，指色黑之人，而非指人类学上的黑种人，也非指一国一族。《晋书·孝武李太后传》：“时后为宫人，在织坊中，形长而色黑，宫人皆谓之昆仑。”《旧唐书·林邑国传》说：“自林邑以南，皆拳发黑身，通号为‘昆仑’。”可见，昆仑在唐代又是对南海诸国（今东南亚地区）人的泛称。在这个广大区域中的居民大多是黄种人，不过肤色较深。所以冷婉婉，唐人所说的黑身其实只是浓淡不一的棕色和褐色。唐郑仁泰墓出土的一件昆仑俑虽两臂残断，但可以看出其服饰体态与该俑相同。此俑的色彩保存尚好，肌肤呈肉色，卷发为黑色，裈与披巾是红色，这恰恰反映了昆仑人的肤色本来并非特别黑卫良人。关于昆仑人的服饰，唐代张籍《昆仑儿》诗有描述：“昆仑家住海中州，蛮客将来汉地游。言语解教秦吉了，波涛初过郁林洲。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棉裘。”张籍描述的昆仑人的服饰特点和上述陶俑的造型基本相合。南海诸国在唐朝时期多信奉佛教，它们的文化也受到印度的强烈影响，所以服饰与印度相近。
彩绘持壶西域人俑
唐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彩绣云纹香囊
东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罗布泊楼兰遗址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刺绣因较织锦更为费工，所以价值在锦之上。汉代的刺绣技术很高，绣工在飞针走线之际，还会对底样做出适当的修正。刺绣的题材也很丰富。这件香囊在深香色绨面上以红、黄、绿色丝线绣出花朵纹及变形云纹，针法为索绣，但针脚整齐，在有花纹处索辫盘旋密集，不露空白，绣工相当熟练。
印花对凤对马联珠人物纹中衣
北朝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自然史》
1525年
意大利罗马中央国家图书馆藏
《自然史》中对当时丝绸远销罗马进行了描述：“（赛里斯）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到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赛里斯国就是中国，意为“产丝之国”。
《自然史》中还对“赛里斯国”进行了描述：“身材超过了一般常人，长着红头发，蓝眼睛，声音粗犷，不轻易与外人交谈”，“不与别人交往，坐等贸易找上门来成交”。
但从这些描述中可看出，老普林尼的时代并不清楚丝绸是如何制成的。
雅典娜大理石雕像
公元前1世纪-公元5世纪
意大利罗马蒙特马尔蒂尼中心博物馆藏
跨越七海
中国发明的指南针和罗盘在传播到欧洲之后，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欧洲航海的发展，也开启了海上的“丝绸之路”，打开了通向富庶的东方世界的大门。第一小节“指南针与海图”，用实物展现了这些发明成果对东西方认识和探索世界的重要性；第二节“记忆的重现”，用出水的沉船残骸，以及水下考古发掘的大量沉船瓷器、金银器等货物，再次见证了昔年繁盛熙攘的海上贸易。通过像马可·波罗这样的旅行家，西方对于东方的认识也从“寻找伊甸园”的想象变成更丰富精彩的现实，对于世界的认知也从“四海”扩大到了“七海”。
天文气象杂占
西汉
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前面主体部分有六列图文，其中第三、四列在新拼缀中的次序调整较大；后半幅末段有四列占文。对《天文气象杂占》两部分的关系，专家们一般认为，这两部分可能是同一性质的两本占书。
《杂占》第一部分是以图为主，文属于图。其占测对象都是用图画來表现，或者对图画形象辅以文字说明。这部分內容虽然零杂，但也有一定的编次，大致是以云气、日占、月占、星占为序。第二部分的占测对象都是用语言来描述的。在第一部分文字中所见的占家，有“北宫”、“任氏”、“赵氏”共三个，这些都是占家姓氏。第一部分中有“同图异占”和“同占异图”两类情况很值得注意。对此，编纂者将同占二图作直行上、下排列，或者前后相次，保存了不同的图像，并分別注明来源。我们也可以看到，《杂占》异图同占之例，比同图异占要多。对此现象合理的解释是：图像在传抄过程中，比文字更容易出现改变。准确地区分占测对象的形状，是准确预测人事的前提。所以编者对各本之间的图像差別，尤为重视。可见，《天文气象杂占》的编者综合了不同底本的图、文异同，既做了比较有条理的编次，也作出了较为细致的校讎，最后才抄录到帛上。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天文气象杂占是先绘好图再添写文字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帛本，可视为一个经过整理的、在当时比较完善的定本。
执罗盘陶俑
南宋
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藏
陶俑手持罗盘，罗盘有明显标识刻度的条纹，其上贴塑指针，作左右指向。此陶俑证明早在宋代，我国就已经使用罗盘确定方位。
罗盘
17世纪
意大利威尼斯科雷尔博物馆藏
这件罗盘的盘面会有指示八个基本方位的风向玫瑰，外圈标注出方位数字，有助于增强指向功能的准确性。外部附有黄铜提手，可悬挂使用。
《地中海》插图
1602年
意大利威尼斯私人收藏
航海图
1311年，皮埃特罗·维斯孔特绘制
意大利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藏
该航海图是现存最早的中世纪海图之一，以意大利为中心，描绘了地中海和北欧地区的海岸线。图中多处均出现向港口和城市发出放射状航线的中心点，在航行中炭烤乳羊，水手可以通过对比罗盘指示的方位与图中航线的指向，准确到达目的地。
“黑石”号沉船残骸
唐
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出水
湖南省博物馆藏
“黑石”号是1998年在印尼海域发现的一艘唐代沉船，采用了南方较常见的单桅缝合帆船制造技术。船上发现了大批专供外销的长沙窑瓷器，并带有阿拉伯文、骑士、胡人吹笛、舞蹈者、椰枣纹等颇具异国情调的装饰。
德化窑青白釉喇叭口印花瓶
南宋
“南海一号”沉船出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T-O图
1505年，萨拉齐亚·利比奥绘制
意大利罗马中央国家图书馆藏
T-O图是中世纪最典型的地图形式，反映了中世纪的世界观，最外侧的O形代表构成世界的圆形大陆和环绕它的海洋，T形则由横向的多瑙河、尼罗河和纵向的地中海组成，将大陆分为上方的亚洲以及分居下方左右两侧的欧洲和非洲。
《卢沟运筏图》轴
元或明，佚名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卢沟运筏图》轴中心是一座11孔桥，桥栏板望柱顶端均雕幼狮。除桥身上拱外，其他特征都与北京现存的卢沟桥相吻合，桥下河流就是现在的永定河，当时名为卢沟。水中木筏顺流而下，岸边还有许多木材正待捆扎成筏。两岸店铺林立，桥上、路上行人、车马往来不绝。
卢沟桥是华北地区最长的古代石桥，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竣工于明昌三年（1192年），全长266.5米，宽7.5米。桥体全部用花岗岩建成，在桥墩、拱券等关键部位和石材之间都通过铁柱穿石和银锭锁面的方式连接，咬合牢固。卢沟桥的建造技术和石刻艺术都有很高成就，元初来华的旅行家马可·波罗称之为“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
画中真实地描绘了元代卢沟桥一带的日常景象，尤其是木材运输的情况。从画中看，卢沟桥附近是一个重要的木材中转站。元代兴建大都（今北京)，工程中需要大量木材，同时大都居住者在日常生活中也需要大量木柴薪炭，永定河上游成为重要的原木供应地，当地林木遂被大肆砍伐。此前的辽、金及此后的明、清莫不如此。北京周边的林木资源几乎消耗殆尽，造成大量水土流失，永定河也因而成为威胁北京地区安全的主要水患。
帝国剪影
在欧洲东行者的眼中，帝都壮丽的建筑、美丽的陶瓷、动人的书画和工艺品，以及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丰富多彩，如旭日东升时的七色霓虹般绚丽。这一单元以“王朝面孔”、“七色霓虹”、“天马的足迹”和“马可·波罗的行囊”，叙述了以《马可·波罗游记》为代表的行旅者的所见所闻，从这些往来于欧亚大陆两端的商人、传教士和外交使节留下的各种史料中，勾画出一个真实的东方国度，也体现出这些早期文化使者的重要作用。
《元代后妃太子像》册（明宗皇帝后）
元，佚名
故宫博物院藏
金镶蓝宝石帽顶
元
湖北省钟祥市明代梁庄王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梁庄王墓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第九子朱瞻垍与魏妃的合葬墓。2000年初至201年初，梁庄王墓先后三次被盗未遂，200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荆门市博物馆、钟祥市博物馆，共同对梁庄王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内出土随葬品共计5100余件（组佩类未经组合复原），其中金器120余件、银器360余件、玉器和宝石器3200余件、瓷器8件、金首饰和配饰330余件、金玉腰带10余条、铜器100余件、铅锡器50余件。
梁庄王墓共出土帽顶六件，俯视平面呈圆形或椭圆形，正面隆起，背面内凹。其顶嵌宝石或透雕玉饰，冠面做成覆莲花形，花瓣内嵌宝石，冠缘一周有5-8个小穿孔。
这件金镶蓝宝石帽顶为梁庄王墓出土的六件帽顶之一，应为元代遗物。帽顶由金镶宝石覆莲底座和蓝宝石顶饰组成，现存宝石7颗。
卧狮石雕
元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西菜窖城墙下
元代大都遗址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磁州窑唐僧取经图枕
元
广东省博物馆藏
元代磁州窑瓷枕枕面经常装饰以历史人物和元代杂剧人物故事。此枕枕面菱形开光内绘唐僧师徒四人取经图。元代已有《西游记》杂剧出现，此枕与其为同期作品，均出现于小说《西游记》成书之前。
青花狮钮香炉
元
湖南省常德澧县余家牌坊出土
澧县博物馆藏
白地蓝彩，明净优雅的元代青花开辟了有素瓷像彩瓷过渡的新时代。狮钮香炉和一对带座瓶同时出土，应属同一套供器，既是焚香礼佛的吉祥器物，又是海内外罕见的元代青花艺术珍品。
《张果老见明皇图》卷
元，任仁发
故宫博物院藏
《张果老见明皇图》卷是元代画家任仁发人物故事画的代表作。图绘传说中的“八仙”之一张果老及其弟子谒见唐明皇的故事。画面截取张果老施法术于明皇前的片断。图右侧一老者坐绣墩上，着青衣，双掌向上，面带微笑作言语状。身前一小童于布袋中放出鞍辔皆全的小驴，驴作奔跑状。左侧一人着黄袍，戴幞头，坐于椅上，头略低，对所发生的一切表现出关注的神情。此人身材壮伟，面相庄严，显然是唐玄宗李隆基。其身后站立的四名侍从神情各异。
全图设色明丽古雅鸡年大奸情，人物表情生动细腻，瞬间的动态表现得极为成功，小驴的奔跑构成了全图的视觉中心，将所有人的目光集中于此，增强了画面的故事性。张果老的沉着自如，唐玄宗略带惊讶的神情特鲁瓦达，表现得恰到好处，体现了元代人物画高超的艺术水平异世凌天。
《三骏图》卷
元，任贤佐
故宫博物院藏
《三骏图》卷作者自识:“至正壬午（1342年）季秋叔九峰道人作此图拜进。”作者题款中的“叔”字系指排行第三，“九峰道人”是地名为号，“九峰”今位于上海松江境内。此图画风属任仁发一路，故该作者无疑是任仁发的第三子任贤佐，贤佐极可能绘此图于台州任上。当年七月，法国教廷曾向元廷进贡异马，引起朝野轰动，任贤佐藉马年作马图进呈亦在情理之中。全卷画六人三骏，横向作一字排列，六人分别作执旗、举剑、控马状，旗上绣有“进贡”二字，描绘了异域民族向元朝廷敬献名马的队列，系职贡类题材。本幅引首明陈淳题“三骏图”三字，前隔水有明董其昌题。
《佛郎国献马图》卷（明摹本）
元或明，周朗款
故宫博物院藏
《佛郎国献马图》卷描绘了至元二年，罗马教皇派人到大都向当时的元朝皇帝元顺帝递交书信并赠送马匹的故事，佛朗国就是法兰西的意思。图中绘制元朝宫廷皇帝、妃嫔、官员、宫女等都是唐朝服饰装扮，兼杂少量蒙古服饰。法兰西使者则汉洋混装，持杖佩韩鹏杰剑。现存该图被认为是明朝摹本，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朝的宫廷服饰文化。
《饮饲图》卷
元，任仁发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饮饲图》卷装裱为手卷形式，画中共有九马五人，描绘的应该是官府里负责养马的机构日常工作情况。
鞍马是元代绘画中非常重要的题材，许多名家都有佳作传世，在此方面，任仁发的功力超越众人，足以与赵孟分庭抗礼。当时人认为他的笔法直追李公麟。他的画风清逸自然，有时更借着画马讽喻时事。在任仁发的影响下，他的几个儿子和孙子也都擅长画鞍马人物。
在历史上，任仁发作为一名水利学家的影响不下于作为画家。他早年从事海路运输管理，因为维护修复大都（今北京）水闸及疏浚水道有功，升任都水少监，后来曾先后主持修治浙西吴松江、大都通惠河等工程，并且撰写了《浙西水利议答录》、《开江议》等关于水利建设的名篇。
马可·波罗归来
1848年洪荒神医，加万尼·列昂纳多
意大利威尼斯科雷尔博物馆藏
《马可·波罗归来》画面中共13个人物，中间蓄有胡须的男子为马可·波罗，正在向亲朋好友出示奇珍异物，讲述东方异闻。此画应根据剌木学版《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绘制，言马可·波罗一行人回到威尼斯时，穿着、口音犹如异乡人，但带回了大量财宝。
印金罗夹衫
元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
察右前旗元集宁路古城出土
内蒙古博物院藏
这件印金罗夹衫为锦地，在夹衫上用金色印出小团花，唯美清纯论坛显得富丽堂皇，为元代丝织佳品。
“马可·波罗罐”
宋
意大利威尼斯圣马可教堂藏
四系陶罐，胎体较厚，施白釉，器身装饰蕉叶、缠枝花卉等四层印花纹，罐底未施釉，产自福建德化窑。旧传由马可·波罗带到威尼斯，实际上更可能是威尼斯人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从君士坦丁堡带回。
八思巴文金牌
元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右前旗索伦镇出土
内蒙古大学民族博物馆藏
这枚八思巴文金牌呈圆角长方形片状，牌子的上端有圆形穿孔，牌子背面圆穿空上堑刻“张字九十六号”六个汉字，牌子正面三行、反面两行簪刻八思巴文：“长生天的气力里，皇帝名号是神圣的。谁若不从，问罪至死。”
“符牌” 又称“牌面”，据《元史》记载，元太宗四年（1232）有谕旨：“使臣无牌面文字始给马之驿官及元差官皆罪之；有文字牌面，而不给驿马者亦论罪”。另据《元史》记载，元顺帝曾下诏命人赍宣命、印信、牌面招安张士诚；又曾对行省丞相太不花“仍给以功赏宣敕、金银牌面” 。由此可知，符牌是元统治者赐下的通行证件。这枚八思巴文金牌可能是驿牌，使者凭此牌边茂富，可在大蒙古国境内驿站获得马匹或住宿等服务。
据张星烺先生译《马哥波罗游记》卷一记载，成吉思汗授马哥波罗兄弟三人金牌, 求罗马教皇送耶苏信徒一百人来，须精七艺，善辞藻，能答辩如流者。
在这枚八思巴文金牌发现前，共发现五枚长形符牌。第一枚长形符牌于是1846年发现于俄国叶尼塞州米努辛斯克，为银质金字牌, 收藏于俄罗斯国家远东博物馆。牌子上部有可以系带的圆孔，牌上刻有八思巴文字。第二枚长形符牌于1853年发现于俄国贝加尔湖附近的纽克，其特征与第一个长形符牌基本相同。第三枚长形符牌于20世纪中叶发现于热河省，为银质金字牌，现存于日本赵轩莹。这枚牌子其正面是汉文“ 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 。背面是契丹文，意思为“宜速”“走马”或“快马” 。第四枚长形符牌于1998年夏发现于内蒙清水河县，为银质金字牌，牌子上有八思巴文字, 意思是“皇帝的名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尊敬服从的人将会被定罪处死”。牌子上端圆孔边缘刻有汉字编号“丁字四十号”，现收藏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五枚长形符牌于1998年12月由廊坊文物站大城县收购站从盐山一农民手中购得，为银质金字牌，文字内容与热河发现的牌子相同，现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除长形符牌外，还发现有五枚圆形符牌。
凤凰西行
这些随着马可·波罗们的行囊远赴西方的东方物品，在意大利发生了什么作用？这一单元以“青花变奏”、“莲枝交缠”、“凤凰之旅”，分别从中国的瓷器艺术、莲花纹饰、凤凰图案和器物，共同呈现东方的图案、工艺与时尚在欧洲引起“水花和涟漪”。
孔雀花卉纹青花瓷盘
1620-1680年
意大利威尼斯科雷尔博物馆藏
美第奇软瓷罐
1575年
意大利那不勒斯马提纳公爵博物馆藏
“凸字形”口沿，束颈，鼓腹，圈足，把手为弯曲蛇神状。蓝色缠枝莲纹与半透明玻璃釉呈现出一种白地蓝花的效果，明显模仿中国青花瓷，但由于烧造温度以及材料的局限，烧成的并不是硬瓷而是一种“软瓷”。底部有布鲁内奈斯基设计的佛罗伦萨大教堂穹顶图案与弗兰切斯科大公的首字母“F”。
釉陶盘
1500-1509年
意大利法恩扎国际陶瓷博物馆藏
青玉执莲童子
宋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圣凯瑟琳的神秘婚姻
1359年，洛伦佐·委内齐亚诺
意大利威尼斯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圣凯瑟琳为公元4世纪亚历山大城国王科斯杜斯的女儿，视上帝为唯一的爱人，最终为其信仰而殉教。画面中耶稣正将戒指戴在圣凯瑟琳右手的无名指上；圣母蓝色长袍上有金色的莲花图案。这类蓝地莲花纹织金锦在当时的威尼斯应属十分珍贵，故仅用在圣母或圣徒身上。
景德镇窑青花凤首扁壶
元
北京市西城区元代窖藏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青花瓷在元代中期开始大量烧制，所烧瓷器有两类：一部分用于外销国外市场，如西亚地区等，器型高大，纹饰繁密，如大盘、大罐、梅瓶等，多发现于西亚地区，具有浓郁的伊斯兰风格。另一类器形小巧，纹饰疏朗，为元代宫廷及贵族使用或行销国内，元大都出土的元青花均为此类。
这件景德镇窑青花凤首扁壶构思别具匠心。以昂起的凤首为流，以卷起的凤尾为柄，凤身绘于壶体上部，双翅垂至两侧。凤首壶采用多种制作工艺，壶流为模制成型，壶柄以捏塑成型，再合为一体，可谓是凤纹与瓷器造型完美结合。
凤鹿纹八角形瓷砖
13-14世纪
意大利罗马朱塞佩·图齐东方艺术博物馆藏
青花菱口单凤茶碟
元
广东省博物馆藏
圣母加冕
1406年—1481年，萨诺·皮埃特罗
意大利锡耶纳国家画廊藏
该祭坛三联画表现了耶稣为圣母加冕的场景。画中的圣母、耶稣和圣奥古斯丁皆着华丽的丝绸服装；在背景的红色帷幔和圣母的袍服上，还可以清晰辨认出凤凰的图案。公元14世纪，东方时尚流入欧洲后风靡一时，犹如凤凰由东向西飞翔，翩然停落于这幅画中。
丝绸之梦
东方的丝绸是西方人孜孜以求的商品，上至教皇，下至画师均对东方丝绸耳熟能详。丝绸成为教皇的收藏，更是文艺复兴艺术大师们笔下的母题，无论是丝绸纹饰，还是丝绸作为补子的用途，都引起了西方人的纷纷效仿。这一本单元以“奇异的动物”、“熟悉的图案”和“移动的风景”为子题，展示中国的丝绸和卷轴画对西方服饰纹样和绘画艺术的影响。
动物纹织金锦
14世纪下半叶
意大利佛罗伦萨巴杰罗国家博物馆藏
“天使报喜”图案丝绸残片
14世纪下半叶
意大利威尼斯莫契尼戈宫藏
“天使报喜”图案丝绸残片图案为天使加百利向圣母玛利亚报告其受孕的消息，衔橄榄枝的鸽子象征圣灵降临于圣母头顶。该丝绸仅剩残片，根据同类丝绸可知，圣母右后方原应有一只口衔星形树枝的鸟，其微展的双翅、尾巴上飞舞的羽带与中国凤凰相似，属于14世纪深受中国影响的意大利丝绸图案之一。
动物和花卉纹刺绣
16世纪
意大利威尼斯莫契尼戈宫藏
该刺绣中心为对称的二兽，兽首似麒麟，但展开的双翅和卷曲的尾羽类似中国的凤凰形象。二兽口中所衔藤蔓构成的框架内为欧洲传统的纹章式鹰，连续的藤蔓和花卉填满图案的空白部分。
狮子与鹰纹织锦缎
14或15世纪
意大利普拉托纺织博物馆藏
《名笔集胜》册（宋人耕获图页）
南宋，佚名
故宫博物院藏
《溪山雨意图》卷
元，黄公望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黄公望，本姓陆，名坚，字子久，号一峰，又号大痴道人，晚号井西道人，平江常熟（今江苏常熟）人。其山水师董源、巨然，晚年变法复乐班，自成一家。有浅绛与水墨两种画格。代表作品有《富春山居图》、《溪山雨意图》、《九峰雪霁图》等。
这幅《溪山雨意图》为黄公望年七十岁左右之作，早于《富春山居图》十余年，是目前所见黄公望最早的作品。图中描绘了河水两岸的近景与远景。把卷展开：图左下近处岩岸之上，树木三两成簇，劲松、枯枝，自右向左，错落有致，由高、密次及低、疏，节奏分明，致观者不经意间放目远景；隔岸冈峦绵延起伏，高低层叠，尽染苍翠；其间又有云气环绕，深处山峰时隐时现，更显烟雨空濛；山下近岸与山坳间，有茅舍散落，掩映丛中，空旷幽静。此图兼取“平远”、“深远”之法，山峦、树木之错落，构图精妙。图中勾勒以干笔“披麻皴”间杂点皴，笔墨宗五代董源、巨然，参以宋 “米家山水”、元初高克恭云山之意，并间杂元赵孟頫《水村图》之法。
图末附黄公望于至正四年（1344年）自题：“此是仆数年前寓平江光孝时，陆明本将佳纸二幅，用大陀石研、郭忠厚墨，一时信手作之。此纸未毕，已为好事者取去，今复为世长所得。至正四年十月，来溪上，足其意。时年七十有六，是岁十一月哉生明识。” 下钤白文方印 “黄氏子久”、朱文方印“黄公望印”。
世界交融
文化的交往是双向的，中国的文化同样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本单元将探索中西文化交往在中国本土留下的物质与文化艺术的痕迹，以及这些痕迹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这一单元分为“圣母与观音”、“十字莲花”、“西学东渐”三部分，用中西图像符号对比的形式，反映中国文化艺术中的西方元素。
哺乳的圣母
1340年
意大利锡耶纳国家画廊藏
石彩绘鬼子母像
五代
故宫博物院藏
景教瓷墓志
元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出土
内蒙古博物院藏藏
瓷墓志正面为莲花十字图案，十字架中心圆圈内有一朵六瓣小花麦麦同学。十字架上方两侧各有一行叙利亚文，汉译文为：“仰之，信之”，出自《圣经·旧约全书》的《诗篇》；下方两侧各有四行回鹘文。碑以瓷为材，可能去松山区历史上发达的制瓷业关系密切。
宝座上的基督
1185-1195年
意大利都灵皇家奖章博物馆藏
这件宝座上的基督整体呈杏仁状，是在金属基体上运用珐琅工艺施加多色釉料而成，其上以金色线条表现宝座上的基督进行最后审判的图像。“宝座上的基督”是西方基督教一书中的经典图像之一，基督作为世界的统治者摊开双手，在画面中常常处于中心位置。
十字莲花纹铜镜
金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主教安德烈·佩鲁贾拉丁文墓碑（拓片）
元
福建省泉州市通淮门靠近龙宫城基内出土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藏
原碑顶作尖拱形，尖拱下浮雕两个有飘带的飞天，扶持着一个“圣物”，上面刻一朵莲花，在莲花上竖立一个十字架，碑面正中阴刻数行拉丁文字，文字左至右横写。
元代泉州是基督教的一个传播中心，隶属于北京约翰·孟德高维奴所创立的主教区，先后派驻泉州的三任主教是哲拉德·阿布意尼、佩莱格林·卡斯特洛、安德烈·佩鲁贾。 安德烈·佩鲁贾，意大利人，1323年奉命由北京前往泉州担任主教，1326年他在一封写给家乡的述职报告中，描述了泉州的繁盛和他在泉州传教取得的成就。他提到，在哲拉德担任泉州主教期间，一位富有的亚美尼亚妇女建了一座雄伟华丽的教堂，并将此教堂交给哲拉德主教等人，死后还馈赠了一大笔捐款。现在这座教堂已经成为总教堂。由于传教事业的发展，安德烈用帝国发给的薪金在泉州郊区的小树林里建造了一座华丽的教堂。他还谈到当时宗教信仰自由的情况，他写道：“在此大帝国境内，确有天下各国和各宗教派别之人，所有的人皆可按照各自教派而生活。”信函原件保存在巴黎图书馆。 安德烈于1332年卒葬泉州，墓碑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珍藏。碑额雕刻的两身天使已残，下面雕刻着9行拉丁文：“此处埋葬着安德烈·佩鲁贾，圣方济各会士……（耶稣基督的）宗徒（在……月份）。”
地球仪
约1574年，利维奥·萨努托
意大利威尼斯科雷尔博物馆藏
这件地球仪由威尼斯地理学家、制图师利维奥·萨努托制作，是16世纪最大的地球仪之一。它以意大利制图师贾科莫·盖斯塔勒迪所绘地图为基础，亚洲部分标注的“Cataio”（契丹）和“China”同时指代中国，反映了当时西方地图的特色。直到利玛窦时代，两种称呼才完全合一。
利玛窦与徐光启像
1670年
意大利罗马中央国家图书馆藏
这幅版画刊于基歇尔的《中国图说》一书。画面左侧为身着儒服的利玛窦，右侧为身着官服的徐光启，但面孔被表现为一个外国人。二人手上均持有文人所用的折扇。画面中的“汉字”是绘画者照着汉字画的，因而笔画不分明而且多有错误。
利马窦是意大利传教士，1601年来到北京。1602年，利玛窦绘制了《坤舆万国全图》。他把东、西方两个已知世界汇编在同一幅地图上，他的图給中国带了新的地理知识，如大地球形说、地球上五带的划分、海陆分布、外国的国名和地名等。他采用地图投影方法，打破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1610年利马窦在北京去世，明神宗按照陪臣之礼，将他葬在北京阜成门外（今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院内）。
《几何原本》（拉丁文版）
1510年
意大利罗马中央国家图书馆藏
《几何原本》（中文版）
1510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尾声
随着时间的流逝，公元13～16世纪欧亚大陆两端活跃的文化交流已被人们淡忘，但文化交流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并为我们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奠定了基础。
当我们循着马可·波罗的足迹往返于欧亚大陆两端之后，最后来审视这几位“窈窕淑女”，并惊讶于她们之间面容、姿态和眉眼的神似之时，随着笼罩在历史上迷雾渐渐散去，淡忘的历史再次“浮出水面”。
正如陆九渊所言：“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申爱罗，此理同也”。当人们跋山涉水，远赴异乡，见证这陌生中的熟悉与亲切时，一种“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感觉油然而生。
异国虽是他乡，但恍如故乡。
新会木美人
明
新会博物馆藏
新会木美人，俗称“烂大门”，是两幅在厚木板上的油画仕女图。人像面部显示出白色人种特征呈四分之三正侧面，双肩斜削板蓝花儿开，穿低领汉式襟衣，衣襟边隐约可见抽纱类装饰花纹。由于受到烟火熏烤，已经看不出服饰的颜色。两个“木美人”都梳着高耸的发髻，并似戴有抽纱类盖头；画像面部保存较完好，只有少许裂纹，两女均是鹅蛋脸，鼻梁高挺，眼窝深陷，立体感很强，有明显的西洋人物特征。两幅人像的色调平淡但不灰暗，从一些局部用笔和用色可以看出绘画者对绘画技巧掌握得相当熟练，刻画细腻，是国画技艺，而立体感强的阴影透视法则属西方画风。根据该画的年代推测，此画的作画风格与当时的漆画差别很大，可能是明朝时期从西洋来的传教士所画，与公元16世纪末枫丹白露画派笔下的欧洲女性尤为相像。
沐浴中的女人
16世纪末，枫丹白露画派画家
意大利乌菲齐美术馆藏
《沐浴中的女人》中右侧妇人伸出右手，欲为左侧背身的女性藏戒指。红色帷幕，浴室场景与人物形貌，均与《加百列和她的姐妹》相似；梳高髻、呈四分之三的正侧面，则与新会木美人同。三张画犹如同一对姐妹呈现的三种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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