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志宏|世变下的士变：科举废除和知识阶层的定位（1900s—1930s）（三）-默鸣学社
作者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原文载甘怀真主编《身份、文化与权力——士族研究新探》，注释从略麻蜥蜴。
五、民初恢复科举的谣言及说法
民国建立后，教育部决定废除小学读经科。传授经学虽一度遭到官方禁抑，可是社会上普遍重视传统教育与功名的风气依旧存在。许多未曾历经科举制艺的知识阶层，不约而同地有过类似的体验。像徐复观（1903-1982）的父亲，即以四书五经为主，辅以《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等古文传授课业，目的是希望徐能有机会考功名；至于陈岱孙（1900-1997）、逯钦立（1911-1973）及袁同畴（1901-1986）等人回顾幼年时的教育，不是还在私塾里读线装书，便因自己擅作试帖诗、八股文和策论，得到老师的称许和鼓励十岁大钦差。1913年，杨伯安（1903-1983）身处安徽怀远，还在依循古礼，聘请先生授业丘倩鸣，并教导诵读四书五经。一直要到该年冬天，因为族侄约杨一起去县城的小学读书，经由父亲向人打听，杨氏始惊觉科举原来早已废除，不难想见民初时功名的影响，科考仍为少数人视作向上奋发的原动力。所以，季羡林（1911-2009）即言科举思想存留人心，往往将新教育体制对照到昔日的功名位置，「人们把小学毕业看做秀才，中学毕业看做举人，大学毕业看做进士，而留洋镀金则是翰林一流」。犹有甚者，这样的情况直到1930 年代时恐怕还依稀可见。
一
袁主政时期的科举谣言
袁世凯就任总统期间，为了因应国内外的政治情势，以及筹划自己称帝的野心，积极推展复古运动，恢复科举的呼声一度甚嚣尘上。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许多人赞成洪宪帝制是毫无私心，但相关附和的言论及行动，不知不觉成为袁的赞助者与捍卫者。后来策划张勋（1854-1923）复辟的刘廷琛，即辩解共和政治体制不适国情所需，支持恢复科考。他的主要论点是说：中国自隋唐以来创发科举制度，目的是为了避免人才选举之弊，然而关防如此严峻，犹敢有作奸犯科的人；今日民国政府施行选举，能否完全秉持公正，似乎存疑。另一位曾经留学美国、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的陈焕章（1881-1931），除了推动孔教国教化的运动外，也在这段期间担任参议院议员，鼓吹中国考试制度的遗意和精神。陈氏以自己海外见闻所及，声称美国虽然号称政治开明，可是选举奔竞之风最甚，不免得失互见，反观中国「科举制度之纯洁公平，实不相侔」。
1914 年初，基于政府孔需行政人才第六颗钻石，时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1870-1937）有意举办首次的县知事考试。这次考试立刻引发了社会各方揣测，误与恢复科举有关。先是，熊氏特别公开「发布严禁标榜，永远革除门生夫子称谓命令一道」，声明这次试验与科举的性质不同。继而《大公报》有则文字，讽刺该场文官考试灵魂纸扎店，言特聘「海内著名枪替大家数千人，专应文官、法官考试时冒名顶替之用」。但旋即次日，报纸形容应考者争相奔逐之景象：
县知事考试在迩，凡各省政界、学界合格人员，现多纷纷来津，侨居各客栈，以便晋京应考，大有科举时代之风光。
直至北京政府停止议会自治的命令下达后，过去一向仇视学堂者认为学校行将消灭，而考试复见，科举不久会举行。结果以讹传讹，社会上抗缴学捐的风潮再度迭起，阻挠学务，交涉频仍。报载许多办学的人士因而灰心，同时造成求学者转多纷志。针对这次举办县知事考试，有人形容此乃「新式之科举」，于是废学校、复科举的谣言迅速传播。
谣言之所以出现与传递，固然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及背景。通过谣言流传，隐含其中的讯息能够带给人们情感上极度的信任及满足，或是运用集体的力量，将愿望转化为事实。我们看到，伴随袁氏帝制活动的开展，朝野纷纷有类似的舆论和现象出现。这场举办县知事考试的过程里，庄雯如河南都督张镇芳（1863-1933）率先出面陈请废止小学堂，不过马上得到教育部出面驳斥。接着1915 年，程树德（1877-1944）的言论则开启这一波的热潮。
程树德鉴于清朝覆亡的原因，全系由于废科举、兴学堂之故，因此鼓吹不该继续采取这项所谓的「亡国政策」。对程氏来说，劝学实与科考间的关系并不抵触，反而是废止科举所造成的「殷鉴」不远，共和政府应该记取教训。他的言论并非单一声音（详后）；后来程氏甚至上书总统，呈请废止小学、提倡私塾，同时要求恢复科举制度。这项办法果然引起回响，连袁世凯在听闻意见后，也公开嘉许，赢得赞赏。至于消息传开后，民间的反应不一，就连乡间的读书人亦有所耳闻，且有准备参加应试者。
尽管有支持的声音，可是程氏也预见这场攸关科举恢复与否的言论，势将引发社会上若干争议。根据报纸所称，他原本把相关的办法交给教育部审议后洪宝莲，还托人私下关说该部心碎度蜜月，无论对原条陈是否准驳，要求切勿将内容向外散布仁心仁爱，后来「自悔其失言」。由于缺乏进一步的材料左证，此处无法详论程氏心路转折，但报章媒体揭露民间对此事的反响，倒可进而窥探一二。结果北京当局几经考量之后，终于达成决议，基于教育的经费捉襟见肘，改由提倡改良私塾入手：停止小学极品闪婚，奖励私塾，并颁布相关的规程。政令既然决定如此，基层社会为了因应情势，于是私塾骤然兴盛，不论中馆、蒙馆，一时之间竟人满为患。
众多支持的声浪中，佛教界的态度特别值得关注。《申报》即提到民间寺僧的反应热烈；因为清季兴学风潮时，许多僧徒先前饱受学界的压抑，如今得以宣泄。如湖南当地有毁学事件的发生：
彼等寺僧之心理，以为前此寺院之改设学堂、寺产之改充学款，皆由革命而起也。革命者，革我辈僧侣之命者也。今民国仍返乎帝国，一切将复旧制，则我僧侣允宜恢复固有之势力。蓄此一念，于是以藐视界之心，挟其历年积愤，一齐发泄，而毁学之案以起。
引文同时也说明清末民初的政治文化变迁，恢复科举考试和进行帝制被视为一体，无所轩轾。当中所谓「革命」，非仅单纯从政治的层面考量而已，对寺僧来说，「兴学」无异形同革去他们的维生命脉；因此，反对新学犹如反对现存的政治体制。程树德恢复科举的念头，最终并无开花结果，但过程却进而凸显了有些人对帝制的向往和憧憬，不言可喻。这项「隐性的讯息」说明有它自己的群众基础，直至后来袁世凯的洪宪称帝失败，以科举作为选拔人才和考试的议论才始告平息。
二
「五．四」后对科举制的看法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人们对功名的热衷，间接受到大环境影响，特别是新文学和新教育的推展，逐渐改变。由于白话文学的推波助澜下，进一步使得传统私塾纷纷面临没落、关门的命运。虽然某些新文学作家的短篇小说里，还持续描写那些拥有传统功名的士绅章早儿，在地方公益事业上扮演积极的角色，不过现实生活中，除了零星的例子外，相信「科举必复」之人恐为少数。梁百泉是位老贡生，辛亥革命之前素以反对废科举著称，但在革命成功、民国初建后，不敢公开反对学堂。尽管如此，梁氏仍旧兀自教读四书、五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才不得已改用小学教科书课本。科举废除那年才出生的孙叔平（1905-1983）也回忆，直至「五．四」运动后，家人才基于帝制绝望、私塾陆续关闭的情形下，把他送进新办的高等小学，想在「民国」里讨个出路。
在1920年代，纵使有人提倡要参酌科举制度的遗意，多半强调的则是制度本身具有平等理性的内涵。譬如，董康（1867-1947）在自己的日记中有谓：日本学者狩野直喜（1868-1947）深服前清考试制度防弊之严、抡选之公，欲辑相关资料，公开为大学生徒之讲演内容。尽管有人批评这些言论深具「复古」的意义，与时代思潮相抗诘，但此时科举开始摆脱历史包袱，普遍被视为中国一项「最有特色的制度」，作为国家取才用人的客观标准，与学堂教育并无扞格之处。像1929 年胡适（1891-1962）回顾中国的问题时，反思清季时过度简化了教育和人才两者间的关系，说维新派「废了科举，却不曾造出一种新式的考试制度。于是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二十五年来全没有一个公道、公开的、用客观标准的文官考试制度。二十五年来，政府机关用人还是靠八行书、靠荐信、靠贿赂、靠亲戚朋友，遂造成廿五年的政治腐化的现象！」在他眼中，科举制多少还有理性的成分存在。
此外，八股文体也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特别是关于文学形式方面。1930 年成书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作者钱基博（1887-1957）指称八股虽久遭诟病，然就「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甚至援引章太炎（1869-1936）、胡适的说法，认定严复、梁启超（1873-1929）等人文字能够普受重视和欢迎，皆与此有关。几乎同时，周作人也呼吁大家不该过度轻忽八股文这「传统的极致」。周这么说：「我们不能轻易地笑前清的老腐败的文物制度。它的精神在科举废止后，在不曾见过八股的人们的心里还是活着」，反过来应该提倡研究风气；因为唯有了解其中奥妙，才能彻底反省科举背后的精神。
整体说来，科举制度在中国固然一去不返，但传统教育的方式对新知识分子并非全无意义。除了学历社会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外，至少从部分科目传授的角度言，新教育达到传递知识的功能，也未必较科举时代来得更佳。这方面，邓云乡（1924-1999）的感受就特别强烈。他年轻时刚到北京，接受新式教育后便产生无法适应之处：
这中间我最大的不习惯，感到不满足、没有办法松叶崩，就是自己学习、思考、活动的时间过少，而时间都让教师占用了。如算数、物理等课，固然需要老师讲解，而另外一些课，如国文、史地等，教师课堂上废话太多，把时间全占了。学生要读书，还要上完一天课，回到家中，本来已十分疲劳，却还有做不完的作业，背不完的书。白天时间浪费，晚上时间不够；这种情况，在私塾教育中是没有的。因而新式教育，费力多而效果差；私塾教育费力少而效果好、扎实，其差别是十分明显的。
教化性身体和钟点作息等概念，不仅是「现代性」（modernity）国家特征之一，而且自学校体系成立后即为相当重要的一环。此则资料同时亦透露新、旧教育体制间差异所在；虽然邓氏并无倾心于传统私塾的学习环境，可是他的看法，令人难以忽略旧式教育本身具备的特殊性。
六、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者
检讨废除科举带来深远的影响，最常为人提到的莫过于造成清帝国的崩亡。
一
选才制度的凭借产生转变
简言之，这项教育体制的陡变，使得原来国家的人才毫无出路，取用原则混乱，因此招致诟病。为了弥补人才得失，清廷推行荐举择官，加以网罗新知识分子；特别是光宣之际，先后扩大荐举人员的管道，多次倡吁有志者效忠朝廷柯家洋，可是情况却未见改善尚霏，加剧官场冗滥之弊。当时有处报刊即这么形容：科考和捐纳接连废革，遂使所有的贵游子弟、督抚等私人关系跟着浮出台面，此后人才的选用，舍除保举外无幸进之门。因为所谓「保荐」一途，无疑将成为内外朝臣大吏最新的一种交换酬庸及赠品，至于那些攸关于国计利病和人才消长，反而不加考量。社会的舆论针对现况如此忧心忡忡，或许显得过虑，但1909 年担任御史的谢远涵（1875-1950）深表感触：「变法至今，长官但举故旧，士大夫不讳钻营」，也不难从中推知实际情形。
革废科举既是阻绝了「仕学合一」之途，也对识字的知识阶层之道德观影响甚深。由于科考精神非但具有社会流动（socialmobility）的功能，同时也蕴含可藉此检视或约束士子平日行为，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例如，笔记小说中经常有「科场果报」说，目的即用各种怪力乱神之现象，强加培育士子的道德人格，乃至深具劝诫意义。尽管这些科场描写的真实性，无从证实，但可想见：一旦废除科举后，如此地约束力量及理念将顿然失去。1906 年，专以揭露和谴责社会丑恶的小说家吴沃尧（趼人，1866-1910），笑称废科举无异形同对士人的严惩，甚至视为一场「报应」张家骏，正由于士习不端，所以硬要「罚得他一个也不许中」。吴氏之讽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合适的平台来理解。
国家既缺少吸引和笼络人才的管道，士∕知识分子自然无从产生向心力，必须另寻出路，维护一己利益。孙宝瑄即于1906 年时，感受原来考试所要维持的公平性目的已然丧失，不得已只有转往投入代议政治。他在日记里写到：「今者科举既废，捐纳亦将停，则保民之法穷矣，惟有速组织代议制度，使有身家者免受人之侵欺而已。」孙的认识，足以让我们了解清末立宪运动展开之际，何以各地士绅会积极投入的内在因素。换言之，既有的「参政」路途被腰斩，迫使知识菁英必须另谋跑道，改换面目进入到统治阶层之中钱莹微博。而「议政」恰巧树立了新的途径，让士绅继续保有优势；他们不外是希望透过立宪来争取地方及自身的权益。前面业已提到，王锡彤言及外官在光宣之际，纷纷祭出「服务桑梓」的旗帜回籍办学。他又说：「至绅士既多，权势遂重，官民猜忌，祸难以兴。」可以想见，为了弭平地方基层社会「绅权」日益严重的狀况，清廷只好因应立宪的时势要求，成立民意机关，最后仍不免卷入于革命浪潮。所以推其始由，科举废止带来的影响其实利弊互见；那些功名心极热却苦无晋身之阶的读书阶层，如同汪康年（1860-1910）言，不得已而纷纷加入革命党，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二
兴新学而亡国
清季时对新学深怀忧虑，认为「学术之坏天下」，乃至进而将促使亡国的言论，同样早已为人所预见。1902 年时，有位乡农即向何藻翔（1865-1930）表示，看到学生们锻炼体操，颇觉不安，有言「亡清朝者，必此辈矣！官自制乱，不可救也。」「官自制乱」恰如其分地点出清廷面对处理士∕知识分子问题的矛盾和苦衷。等到科举废除后，章士钊（1881-1973）也断言：「业新学者，以科举之道业之，其蔽害与科举等」，将来亦必为一科举也；理由是「科举时代杨博直播间，昌明绝学犹较易；新学溃裂时代，而含种种混杂之原因，而国学必至于不兴，则亡中国者必新学也。」类似的看法，也出现在1909 年章梫（1861-1949）给陈夔龙（1857-1948）的信里，表示「近来人心之坏，实坏于学术之衰息」。章氏甚至明言经营学堂，行之十年，固然并非废除科举而有种种不良风气，却无法推诿其疚，「其受效乃有无赖，言之能无痛心？」
类似这样抱持「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者」，既指新政所用的一批朝中新贵乱政，也是许多人在回顾光宣两朝的政纪日窳，最后间接造成民国建立的看法。据说王闿运（1833-1916）初闻朝廷准备废除四书考试时，表示欣然色喜，认为早就应当摒弃此一无用之物；可是旋即不久，眼见连同科举制度也一并废除，则大恚曰：「国亡于此时」天地奇迹，后来甚至径以废科举之年为民国元年。辛亥革命前夕，杜亚泉（1873-1933）也反省新教育体制究竟是否真正带给清廷有利的条件？他衡顾时势，认为朝廷以新式教育出身作为奖励出身政策，未必足以收此预期的反应。因为只要将科举制度稍稍改易其课程安排、考核方式，那么历经改良后，「决不难与学堂之奖励收同一之效果也」。换言之，学堂与科考两者的性质并无轩轾，因此杜云：「吾直以当日之设学堂、废科举，为多事矣」。
1912年清帝决定逊位，民主共和结束了中国进行两千余年的皇帝制度。霎时之间，有人对皇权的崩溃不知所措；尤其面临丧国之痛的士大夫，更是如此。当然，他们并非不晓得清季以来国事日蹙戚与困境，可是朝政纷更，甚至教育体制陡然改变，对他们来说，却属「无心之过」k2288。林纾（1852-1924）在1913 年时即有言：「法政之误人，甚于八股」。将新政推动法政改革，看作比八股制艺更为严重的错误决策，显然是林氏个人的见解，但不讳言乃针对科举被废除的不满而发。另一位长期居住在湖南的程颂万（1865-1932），也感叹时局发展，令人无法参透，因为自古未有以「学」而亡国者。程氏断言：「有清之亡，实由于学」。
对清朝的遗臣∕遗民来说，易社为屋之结果，无不因士习转变、廉耻道丧而来。就像刘声木（1878-1959）不止一次的提到：学堂的开设带来社会各种动荡，促使民心巨变，如果考试依旧施行，天下或许不致如此纷更，甚或不致有宣统辛亥之变。陈夔龙日后也斩截地说：「宁知学堂之害，于今为烈，试问今日革命巨子，何一非学生造成？」当陈氏回顾清室逊国的缘由，将学生和革命的关系联系起来；而学生导致革命发生，更由于科举之废的因素。忠清遗民认为，学生与昔日的「士」身分迥异，系新式知识分子的代表。职是之故，吴庆坻（1848-1922/24）写信给缪荃孙（1844-1919），极力主张《清史稿》中不该专列「兴学」一项，盖「此痛心事也」， 原因是和练兵一样， 俱为「亡国之媒」； 刘锦藻（1862/63-1929/34）也声称废科举后陈怡芬，使得原来育才之美意，转为「酿乱之阶」。
从后见之明来看，废科举不惟制度本身的终结而已，更是清廷崩解的先声。由于帝制本来至少具有二元的统治基础，一为象征意义的「道统」，一为实际官僚进行统治的「治统」。两者如同欧洲神权时代下国王的双体一样，关系密不可分。简言之，「道统」自三代以来，逐步伴随「士」的自觉意识出现，以教育庶民、批判统治权威为己任，有别于以皇帝为中心整套行政组织、系统的「治统」，双方关系错综复杂，若即若离。然而，「道统」的根本基础和信仰，仍系以皇帝为效忠之对象，至于其实际操作内容，即为「三纲五常」等儒家学说及理念。从此一角度来看，科考废止无疑自断了统治者「治统」的正当性，同时又断绝了「道统」合法性来源。民国后何刚德的《客座偶谈》有段话尝言：
有清时代，一科举时代也。……末季事变纷歧，何一不因科举直接间接而起？而究其始，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特一着之错，不知不觉耳。
细绎何氏的说法，清廷遽然改科举、兴学堂，皇帝失去笼络知识阶层拥护及确立思想的工具，一旦制度性的凭借消失，接着帝制政治的次第倒台，也就指日可待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