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伦理观念赋予老舍的精神烙印 《老舍与满族文化》第三章-满族文化网
正如前文所介绍的那样，本质意义上的满洲族，是一个在中国古代史上出现偏晚的民族，该民族以“满洲”之称名世是在17世纪中叶的事情。他们在中国的封建末世，建立起一个统一中华的帝国清王朝，并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面，异常艰难同时又是奇迹般地，展现了这个东方封建帝国最后一轮辉煌。可以说，没有厚重的道德能量，满族是不可能突破道道险阻完成其历史作为的。只可惜的是，历史界、思想界对这一点，还没有作过比较充分的研究。
老舍出生于清末的八旗社会，世世代代积淀生成的满族传统伦理观念，势必会留给他以确切的精神烙印。这一章，想要将本书已有的讨论进一步深入，以期更加清晰地辨认作为文化人和文学家的老舍，其带有民族个性特征的精神世界。
一
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幼读三百篇，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奖为荣，示甘为寒贱也。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独坐莫凭栏，科学哲学无所终，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三十四岁结婚，今已有一男一女，均狡猾可喜。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也不后悔。再活四十年，也许能有点出息。
这是老舍1938年，在年届“不惑”之时，用其特有的“老舍笔法”，为自己写下的简短“自传”。【1老舍：《小型的复活》，《老舍文集》第14卷，第110页，1989年版】在看上去略显幽默顽皮的笔墨下面，展现的，恰是他那遍阅坎坷人生况味而难得示人的胸中块垒。共和国建立之前的老舍，从不肯在普通读者跟前随便提及自己非同常人的民族出身，甚至于连生身父亲曾是一名清末战死于“庚子之乱”战场的八旗士兵——这一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件——都不大愿意轻易提及。而这份“自传”，却不能不被看作是在那段时间里，他同时触及到了这样两件旧事的罕见叙述——虽然这种叙述，多少有些“似不经意”和“闪烁其词”。“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无形中，他有保留地披露了自己身为八旗为国捐躯将士子弟的点滴讯息；而“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则证实了最后的（清朝的）帝制解体，是发生在个人的读书求学阶段——也就是他尚未成人的少年时期。这两样终于在“不惑之年”被诉诸笔端的事件，其实，对他的人生都不是无关轻重的：父亲的战死教他的童年雪上加霜，他不仅失去了一位至亲，家人的生计也由此几近崩溃；至于清廷的覆亡，对于无数被捆绑在八旗制度底下的满族家庭乃至全体满族成员来说，更可谓沧海桑田般的大变故，它虽然令旗族广众就此有了人身自由，却又引发了满民族在随后较长时间跌入到更其悲苦的深渊。一己之家的遭逢，和整个满洲民族的际遇，借助于这寥寥数语，便得以委婉的表露，让人们今天重读时不免要感慨作者的心间凄苦！从这则“自传”的开头几句，我们再次触摸到了老舍那长期闭锁着的民族心理，“无君”且“无父”的两种处境，均来自于旗族社会的跌宕变迁，外民族的人们不大可能像本民族成员那样，去深入体验和反复咀嚼这类民族变故带给他们的后果。关于老舍民族心理的形成与走势，本书前面已经有所探讨，这里容不赘述。笔者引述老舍“自传”，所关注者，在于老舍表露的一种观念，即他于“无君无父”境况中道德理念的依归。照短文字面上的含义，似乎可以读出作者笔底暗含的一层意思：如若一直“有君有父”，则出循“君”旨、入遵“父”命，便是理所当然和不能改变的——这其实刚好是封建时代八旗制度下面一个寻常满人的伦理型范与行为准则。老舍身为旗族后人，深知道盒装美人，自己假如不是在童年承受了“刘善人”义举而去念了书，假如不是“大清朝”在自己少年时期就退出历史舞台，个人的人生便依然别无选择，便会跟本民族的无数先辈和父兄在生活轨迹上一模一样。然而，时代变异了，一个“无父无君”的时代降临了，作为民国年间挣脱了八旗制度的满人，老舍不必再走前人的老路。按照世间习见的意念，老舍此处所谓的“无君无父”，是取了一语双关的含义，撇开老舍本人真的“无君无父”之外，“无君无父”此语在传统中国文化语境里尚有另一重指向，乃是“无法无天”或者“揭竿而起”。民国初期的中国社会，也正是这么一个“乱世英雄起四方”，笼统排斥一切既有制度文化及精神信条的局面。而“躬逢其盛”的老舍呢，看来却并不愿跟随这样的世风走，他的选择是——既然面临“无父无君”情状，便要在家中“特别孝爱老母”！而且，他坚持不做“发财”走红运的非非之想，即便是辛苦操劳“糊口四方”，也总是“甘为寒贱”，以至于“……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也不后悔”。
笔者以为，老舍的这篇“自传”，颇能体现当时他所葆有的满人道德观。
自古以来，满族人的传统理念，异常崇尚纯朴、忠义、豪爽、正派的品性。分解师怎么快速升级【2有论者谈到：“满族是个淳朴、质直、好客的民族。原在东北时，千里行程不裹粮，客至食宿，无必酬谢，毫无计较。这种优良的民族风气，入关之后，虽然渐有变化，但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八旗子弟，在继承先民优秀品质的基础上，形成一些新的道德品质。他们无论为官为民，皆刚正耿直，不徇私情，谢绝馈送，不行请托，不走私门，憎斥贪官，拾金不昧，慷慨解囊。……无疑这种高贵品质，对于满族作为统治民族，取信于民，团结各族人民，培养良好社会风气，维护大清王朝的长期统治起了重大作用。”（滕绍箴：《清代八旗子弟》，第168页，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在满人来说，广受遵循的行为准则一直是，人生在世只要不是在战场上面对敌人，待人就总要有利他精神，处世则须讲究宽厚隐忍。加之世代受到八旗制度的辖制，旗族族众还愈来愈养成了上下有别、长幼有序、服从号令、重视纪律、遵守秩序、乐于礼让、不怕吃亏的种种性格特征。此外，为世间普遍关注的“旗人多礼”与“满族家庭特别讲究尊祖敬老”【3满人敬重长辈的习俗，来自久远的历史传统。在苦寒艰险的自然环境下人们不但要生存下来，还要保证种的延续，是很难的；尤其是时常出现各个部族间的刀兵拼杀，对人们一代代的存留承继说来，更是个严重的考验。氏族的先人为了保存本氏族的血胤下传，都曾有过重大贡献。满人们的敬重长辈意识始由此生。我们从满族各个氏族普遍珍存的“家谱”中可以感知这一点，每个氏族的“谱书”，都将自己祖上或在自然祸患下或在部族征战时为了保存“本支血脉”有过大作为的先人奉为“始祖”（“始祖”在满族人的心中享受着“神”的地位，他们的先民信奉萨满教，而萨满教所持的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观念）。因而可以说满族传统的尊祖敬老习尚，发源于人们的朴素唯物观。也能够由此看出满人的敬重先辈与长者，与中原民族带有封建烙印的“孝悌观”二者的差异：满族尊祖敬老是出于对先人历史作为的肯定与顶礼，而中原民族“孝悌观”却是无条件地强调“父为子纲”、“子为父隐”，甚至于“父教子亡子不敢不亡”——这种“孝悌观”与封建“忠君观”如出一辙，“忠君观”坚持的是“君为臣纲”、“臣为君隐”和“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满族入关之后其敬重长辈的精神传统，曾在一定程度上与汉族的“孝道”意识相融会，也是事实。但是在民族心理的深处，满人的敬老意念与汉族还是不甚雷同。即如老舍，他对老母亲的敬重，显然不单单出于一般的“孝道”，而是对母亲在万般危难之下救一家人于水火的基本事实的认定和崇敬】……也都是跟这些民族伦理观念相联系着的。从小便生活在满人中间，旗族的习性势必影响到老舍。家中既然已经“无父”，他便自然地将全部情感用来“孝爱老母”。世间根除了主宰其命运的封建王朝和八旗制度，他却依旧没有产生个人的“机会”来了的念头，没有萌生趁着乱世火中取栗的心思，他不肯逐蹈时尚，在“自由”、“反叛”的旗号下去试图变换一下个人在社会上的功利位置，他甘愿继续本本分分、踏踏实实地做老实人，甘愿“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也不后悔”。——就是这么一篇短文，只有二百多字，写作者也许未必有意要诉诸读者太多的什么，而我们却有可能辨析出作者心灵的宣示。
20世纪初期的中国，排山倒海般的狂涛巨浪席卷域内，政治巨变，社会摇曳，文化动荡，人们的观念每时每刻地产生异化，时代也在这样的情况下向前推进。就政治而言，封建帝制退出历史，民主共和成为人心所向，资产阶级政权体系开始创建；就经济而言，“士农工商”的旧式模式失势，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工商经济活动合法化；在文化上，封建的禁欲主义、蒙昧主义规范被丢弃，代之以渐趋彰显的资产阶级享乐主义倾向；而社会性的伦理观念亦出现裂变，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潮抬头，意欲取代封建体制下束缚人们手脚的“纲常礼法”……这一过程中社会状况异常复杂，但就总的情势来判断，在这个古老的国度，人的价值却有史以来首次被明确地展示出来。
然而当时的老舍，一个与这个天地翻覆的新世纪（20世纪）几近同龄的年轻人，却在此种形势底下表现出了很是冷静的心态，他不曾积极拥抱那个大时代的变迁。如果说帝制坍塌之际他尚属少年，没有表露个人的政治倾向也还情有可原，那么到“五四”运动爆发时，他已是北京城中一个获得个性人格的青年文化人了，却照样仅仅是个不动声色的“旁观者”，就有些让今天的我们感到费解和扫兴。其实，从上面所援引的老舍自述看，直到已经步入“不惑之年”，20世纪30年代晚期，老舍仍旧还是那么一意笃信着他的“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也不后悔”的人生信条，这也益发地教人觉出他在人文价值观念上面有其超乎一般的守常持衡。
这在当时，是一种典型的满人式的守常持衡。
也许可以这样说，20世纪前期，一般满族人对社会现实的感受，与其他的国人是不大相似的。他们借助于辛亥鼎革，从多年来严苛的封建专制和八旗体制下挣脱出来，本来是难得的好事与幸事，可是，正像笔者在前面一章里面所述及的，在他们眼前接续出现的竟是旗族群众迅即跌进从生计到名誉的双重噩梦，这就不能不让他们的社会判断和情感取向拐了一个陡弯儿。“大清国不一定好啊，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4老舍：《茶馆》，《老舍文集》第11卷，第3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这样的悖反逻辑折磨着他们，教他们难以看到社会较之先前所现出的本质进步。加上帝制的专权乍一退出人们的生活，道德失范伦理无绪的恼人场景到处闪现，比较习惯于旧秩序旧规范的满族人，便更是满腹的牢骚，他们的耳畔回荡着“自由”“民主”的鼓吹，眼前见到的却是军阀、政客等新贵“暴发户”们的伪善狡诈、横征暴敛。他们想不通了：“一到民国来，宅门里可有了自由，只要有钱，你爱穿什么，吃什么，戴什么，都可以，没人敢管你。所以，为争自由，得拼命的搂钱；搂钱也自由，因为民国没有御史。”【5老舍：《我这一辈子》，《老舍文集》第9卷张婉如，第106－1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满人尚淳朴与正直万瀛女，有清一代该民族上上下下都以此为骄傲。远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忠直廉洁与舍身忘我便是最受人们敬仰与效法的个人品行；至康、雍、乾三朝，君主们对旗下官兵道德上的规范也很严格于子千，他们最为忧虑者，乃是八旗子弟在与外界接近的过程中因沾染上不良习气而迷失了本性。康熙帝和雍正帝都颇重视在满洲旗人内部选取人材的标准必须是以德为先。乾隆帝甚至颁布御旨，凡满洲人有行为及道德不堪者当一律革出旗籍。清代满族以一个人数寡少的民族而打天下坐天下，心理深处隐藏着岌岌然如履薄冰的警惕，他们须在人前不断调整和修正自己的形象，其中尤其是自己的道德形象一定要经得起世间评说拉简朗多，对得起万民瞩目天龙霸血。【6此处有一例，似可得见清初满人的道德状态以及他们十分顾忌世间负面反应的心理星海领主。“国初有骁将阿里玛者，能自握其发足悬于地，又能举盛京实胜寺之石狮，重逾千斤。战功甚巨。入京后所为多不法。章皇帝预置于法题西溪无相院，恐其难制。有巴图鲁占者，其勇亚于阿，因命其擒之。占至阿邸，故与之语，猝握其指。阿怒，以手拂占，掷于庭外数十武。因数之曰：‘汝何等人，乃敢与吾斗勇邪！’占以上命告，阿笑曰：‘好男儿安惜死为？何须用绐计也！’因受缚，坐车中赴市曹。至宣武门，阿曰：‘死则死耳，余满洲人，终不使汉儿见之，诛于门内可也。’因以足絓城门瓮洞间，车不能行。行刑者从其语。阿延颈受戮，其颈脉如铁，刀不能下。阿自命占以佩刀割其筋，然后伏法。亦一奇男子也！”（昭梿：《啸亭杂录》赢夫人，第234－235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历史学界认为，清朝的君主们就自我修身的优良程度来看，在历朝历代中间都是数得着的。
清代的八旗满洲营房里，人们日常谈论较多的是旗人们生生死死的故事，为国捐躯的事在他们那里世代不绝、家家皆有，人们议论这些简直就如说起一日三餐那么寻常。【7金启孮《北京郊区的满族》（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写道：20世纪初年作者在京郊“火器营”亲戚家居住时，“我听到的他们聊天的内容，多半是某家某人在什么时候战死的，又是某家某官在什么地方阵亡的，某家在什么地方作外任官时合家殉难的。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面上绝没有畏惧抱怨的神色和感情，而是觉得这是很光荣的事。这是直到那时营房中满族从上到下同样的思想。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们这种品质不但可贵而且是很少见的。”】这些长期以达观心态面对生死考验的人，活在世上也都要求自己活得“硬朗”、“有骨气”，其长辈勉励后人最常用的两个字，就是“要强”。传统的满人眼里顶容不得的就是“一肚子坏水儿”和“假模假式”的人，为人处世的忠诚与纯正，往往被看作是一个人的至高荣耀。久而久之，满族人恪守道德气节便在世间有了影响，外人衡量一个人“像不像满人”、“是不是满人”，有的甚至就直接去看他的品行端正与否，或者有没有足够的道德尊严。
自尊婚礼失落姐，就其本体意义来讲，主要涉及的是伦理道德层面的自持。满族的传统理念即格外看重人生在世的自尊度——也就是无论处于盛世还是处于乱世都应有的道德自我规范。众多满族人不但通过自觉的德行养成来表达对一己名誉的看护，同时也以个人的操守来支撑对于本民族声誉的守望。满族传统中长久坚持的道德主义风尚，在某些场合的确显得不是那么合乎时宜，有时置身世俗，还免不了被批评为道德的泛化或严厉化倾向。局外人们早已习惯每每褒贬满人过分地“好面子”，其实所谓“好面子”未必尽是坏事情，“好面子”的人才有可能经得起睽睽众目的监督；揶揄他人“好面子”，在某些场合也许是一些有意放弃道德自控的人，对道德顽强守护者的嘲弄与编排。
随着驻守中原年深日久以及其间许多时期属于和平年代，八旗满洲族众出现了精神蜕化征候。一方面，满人进入中原后受到汉族“礼教”熏陶，将自身原本具备珍贵价值的传统无节制地仪礼化，膨胀为令人不胜其烦的“礼数”，显然不妙；另一方面，在八旗全民皆兵制度下受到兵饷“恩养”的旗人们，也慢慢练会了享受生活艺术，他们在并不阔绰的状况下想方设法，把生活打点得“精彩”起来——会吃会喝会玩会乐，在本来有限的甚至是可怜的条件下找寻到无尽的人生情趣。这也肯定消磨了这个粗犷民族宝贵的尚武精神和奋斗意识，不能不引来一些指摘和抨击。【8对满人这类问题的批评是正常的。不过，后来因为有清末民初将满族倍加丑化的过程，这项指控被信意放大，坐享其成、游手好闲、玩物丧志、荒嬉堕落……都被说成了清代满族的劣根，而且一任此种说法长期延续。读者以至可以在2004年版的工具书《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主编李行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第15页，读到对“八旗子弟”条目的如是诠释：“八旗成员的后代，泛指贪图享受、无所事事的贵族后代。” 较早注意到这类诠释的，是当代日本老舍研究专家仓桥幸彦教授高野人母美，他的论文《旗人老舍：他的自尊与内疚》（载《世纪之初读老舍》，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征引了1988年版《现代汉语大词典》（第二卷）第19页对“八旗子弟”条目的释文：“享有特权而完全没有本领的名门子弟”。中国读者许多年来对类似的伤害一个少数民族的诠释，有些“见怪不怪”了】可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在非议满族最为激烈的时期，由纯粹道德层面上来否定满族的议论，也是不多见的。
“享用生活，本身并无关乎道德的善恶。”【9赵园：《北京：城与人》，第13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这个判断无疑是正确的。姑且不去说满洲旗人们在享用生活中随时有所发现及创造，在吃、喝、玩、乐等文化上也曾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真玩艺儿（本书后面会有所阐述）；即使就这些人享用生活本身而言，也该是无可厚非的。他们是些活生生的生命，是时刻准备去疆场搏命的兵勇，在八旗制度下没有人身自由，用所得的微薄兵饷而非不义之财来享用生活，也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他们在有条件的时候享用生活，是以不损害他人为尺度的【10老舍《正红旗下》写道：“赊欠已成了一种制度。卖烧饼的、卖炭的、倒水的都在我们的，和许多人家的门垛子上画上白道道，五道儿一组，颇像鸡爪子。我们先吃先用，钱粮到手，按照鸡爪子多少还钱。……我大姐婆家门外，这种图案最为丰富。……大姐夫说的好：反正钱粮下来就还钱，一点不丢人！”即是典型例证，金启孮曾就此发出议论：“最奇怪的是这种小贩记账的方法，不是记在纸上或本子上，而是用白灰或黄色砖瓦片写在赊账人家的墙上。等清了账，他替（你）擦得干干净净，再欠再记。收账时，欠账者和小贩双方即按墙上一笔一笔加起来，归总，还清。现在人一定要问，欠账人要偷偷把账擦下去几笔，怎么办？那时绝对没有这种事梦见海市蜃楼，双方都守信用。可见淳朴古风尚存。”（《北京郊区的满族》，第43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失去享用生活的起码条件，他们亦做得到无怨无艾。赵欣培【11刘晓春《北京人什么样？》书中说到：“过去我们家有个邻居，也是旗人，比我父母大一辈我叫他李爷爷。打从我记事开始，就知道他每天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坐着。他不养鸟不玩儿鸽子不讲究吃喝，极和蔼，极平静，对我来说极慈祥，然而就是不干任何一件事，完全彻底地不干。他和他的老伴儿的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他的女儿每月给的一点不多的钱，因此连到胡同口儿买一分钱韭菜花儿、一分钱辣椒糊、一分钱酱豆腐的讲究都谈不上，甚至喝豆汁儿就着切得极细的咸菜丝这一典型的习惯也没有。那时候家家在院子里吃饭，但他从来不；那时候街坊之间多多少少有些来往，他也从不与任何人来往。可是听街坊说，他原来是个典型的公子哥儿，曾经什么都爱好过，甚至还会做诗！最后他默默地死了，整个大院甚至没有任何人表示过哀伤。”(《北京人什么样？》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这才是他们天然的道德状态。
任何道德规范都是有着时代属性的，满人的道德也是如此。这里可以指出的是，老舍既然出身于此种道德范畴，他最初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走进社会的时候，就免不了要按照自己习惯的或者说能够给他的心灵带来宁静的道德方式，面对生活。这也正是一个年轻人能够在乱世做到“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也不后悔”的答案所在。
作者关纪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