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船的英文最需要神的国家的糖尿病遗传基因的病理学分析-雅理读书

最需要神的国家的糖尿病遗传基因的病理学分析-雅理读书

对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此过敏,如此易于受到刺伤,在美国只能在染有流氓习性的青少年的犯罪记录或精神病患者的病例中才能找到,但在日本却被视为一种美德。——《菊与刀》,[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以下简称J),第75页。
日本的战犯被告中虽有如大川周明、白鸟敏夫等真正的精神病者,或如松冈之濒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上,但整个来看,无论其所作政治的判断或行动如何的不可理解且不合乎常理镀金婴尸,都很难想象他们是真正的精神异常者。——《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兼论日本军国主义》,[日]丸山真男著,林明德译,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84年版(以下简称X),第69页。
目前对糖尿病各方面的认识尚不够全面,即使已有一定的认识与启示,主要还是偏于定性方面,而定量方面还远不清楚,但随着临床科学研究的深入,对糖尿病的发病原因和机制、并发症的防治、生命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必将有新的突破性认识与解决疑难问题的新方法新技术。——《糖尿病学》(第2版),许曼音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以下简称T),第43页。
本文主要由以上三本著作的文字内容“拼贴”而成,局部辅以“手绘”。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变,糖尿病的发病率迅速提高。糖尿病的主要危害在于不断升高的发病率和由慢性高血糖导致的各种并发症,危害患者的健康,威胁人的生命,以及由此引起社会经济方面的负担等。也因此,如何防治糖尿病成为现代医学的研究重点。为了更好的研究糖尿病的病因,临床表现和并发症等情况,世界卫生组织(WHO)提议对糖尿病进行分型。(T,第8,12页)
根据1997年由美国糖尿病协会(ADA)公布,1999年由WHO认可的分型建议,目前被广泛使用的分型标准有:①1型糖尿病(β细胞破坏,常导致胰岛素绝对缺乏);②2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或分泌缺陷);③特殊类型糖尿病;④妊娠糖尿病。这看似要比1980年公布的主要针对治疗而非病因的分型建议(将糖尿病分为①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②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③其他类型糖尿病)更为完善、全面且不易误导治疗。但国际著名糖尿病专家Gale教授依然指出,若以极端状态比较才会引出糖尿病分型的概念,若以个体表型的差异考虑则会获得一个连续变量的概念;因此提出应去除目前分型的界定,以免束缚我们对糖尿病理论的研究和实践的探索,幷建议在年龄、BMI匹配的个体间进行大量的调查后再作出充分的论证和评价。(T,第13—16页)
本文赞同Gale教授的意见。因为正如同菊与刀,两者都是一副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可以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若以目前的分型方式,无法解释LADA型糖尿病(兼具1型和2型特征,又称晚发型1型糖尿病)或者1型2型重叠的双重糖尿病(double diabetes)的发病机制,更无法解释近年来已发现的1型2型糖尿病都有促炎症细胞因子(PIC)参与两者共同的病理生理机制等现象。(J,第2页;T,第15页)
因此,本文拟提出一条新的研究糖尿病的进路,即正视糖尿病作为一组异质性疾病,尤其是2型糖尿病及其胰岛素抵抗综合症是多基因在环境因素下的表达,既有共同又各具特有遗传及(或)环境基础,属于近代医学复杂病(complex disease)范畴这一事实,不针对治疗分型,也不依据病因分类,而是尽可能限定患者的遗传基因和环境基础的范围,提出一种更为具体的糖尿病类型——日本型糖尿病,幷试图对其进行分析和论证。(T,第15页)
关于这一研究进路,需要在此先行声明,讨论日本型糖尿病时,最重要的就是糖尿病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势必有人会先提出这样的疑问:“你突然讲日本的糖尿病,日本到底有没有本来意义的糖尿病?日本有的,不是糖尿病,实际上是专制主义。你所说的糖尿病的真相是什么?”关于这一问题言默戒,本文大体上也有一个解答,不过不拟在最初即行提示。如谈到这类问题,必然会演变成一般糖尿病论。关于一般糖尿病,虽有种种界说,但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重复这一问题;因而在此虽不甚明确,还是先从常识的观念出发为宜。
我们把日本战败前的十数年号称为糖尿病病发的时代,以这种通常所使用的常识观念与内容为前提,兼以现实的分析,或许会逐渐对日本型糖尿病的界说得到明确概念,或甚至反而逐渐不明白——没有论述完恐怕不知其结果。总之,本文拟采取这样的方法,而关于糖尿病的抽象界定则不拟在此赘述。由此推导,大概又会有人产生疑问:“这种糖尿病的遗传基因的病理学研究,是否为次要?毋宁以国家机构及社会结构的糖尿病的分析才最为必要!”大体上这是对的,虽然我们最终的目的乃在全体结构的糖尿病,为此,不仅基因论,连同成为全体结构的糖尿病病发的契机因素,也都需要加以分析,这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尤其作为日本国家机构的糖尿病,大体在八月十五日即已崩溃过一回,但不能以此断定将来日本不会再发生糖尿病。果如此,则作为具体类型的糖尿病在其遗传基因和将来作为触发其爆发因素之环境的关联上,均有追究到底的必要。(X,第17,18页)
糖尿病的诊断
当1985年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再度于日本爆发后,人们发现,曾被认为是诊断糖尿病最为可靠的指标:空腹血浆葡萄糖(FPG)≥7.8mmol/L或糖负荷后两小时的静脉血浆葡萄糖(2hPG)≥11.1mmol/L,已完全不切合实际。因为任何病因学类型的自然病程通常都要经过几个临床阶段,糖尿病的自然病程亦可分为高血糖前期,高血糖期和慢性并发症期。如果按照原先的诊断指标,患者在高血糖前期不会被确诊为糖尿病;进入高血糖期后,尽管空腹及餐后血糖达到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但仍有超过50%的患者会因为缺乏明显症状而延误检查。(T,第14—19页)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何以日本天皇、德国元首与意大利首相,会在面临朱可夫于莫斯科的反攻即将成功之际向美国轻启战端的问题。东京国际审判对太平洋战争前日本政治动向巨细靡遗的披露,正清楚地显示出开战是在超越合理理解的状况下决定的。对美宣战并非从世界情势与生产力等其他国内条件的周密分析与考虑出发所下的结论,而是由那些连慕尼黑协定、集中营都不知道,极端缺乏国际知识的权力者——由东条英机直率的说“人类偶尔闭着眼睛从清水的舞台跳下来(下最大的决心)的事也是必要的”这句话即可了解——在极端失望的心境下断然进行的。因此一些联合国的人士来到日本,无不预料日本对世界量大强国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必然有一种基于明确估计的组织与计划,但愈是得悉其中的真相,愈会感到惊讶,这是很自然的王羚柔。“日本一方面承担着未了的对华战争,一方面又准备对苏发动攻击,为何还决定对美国及英国同时攻击?”
美国首屈一指的国际政治学教授舒曼(承袭佛洛伊德衣钵,属芝加哥学派)在其近著中尝试对这一看似不可解之“迷”进行分析。他认为以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后的国际情势来看,那些罹患狂热主义与夸大妄想症的丧心病狂者所作的选择,并非外交或战略上的问题,毋宁将之视为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爆发的问题,较易说明。(X,第65页)

《细胞系列》 蒋昀格 线
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爆发并非一蹴而就。根据1997年公布的新糖尿病诊断标准的补充说明,糖尿病的自然病程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高血糖前期,即糖尿病准备时期。此期可长达十年左右,大致从大正八、九年(19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到九·一八事变(1931年)前后。这一时期又可被称为“民间右翼运动的时代”。1型糖尿病在此期已存在β细胞免疫性破坏,其主要标志为出现右翼团体——即使将明治初年成立的“玄洋社”,以及承其余绪的“黑龙会”当作例外,自大正八、九年前后,近乎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团体已在日本急剧增加,加上民主的主张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而急剧激进化,一战后经济界的变动又成为劳资纠纷、佃农纠纷突然高升的契机,以此形势为背景,大正末年遂连续发生了对抗赤化运动。2型糖尿病在此期虽无特定的血清学标志,但常伴有高胰岛素血症及腹型肥胖等胰岛素抵抗综合症,胰岛功能显示糖耐量减低(IGT)及(或)空腹血糖受损(IFG),而这正是糖尿病自然病程发展的关键所在——日本法西斯主义创始人北一辉,与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等正是于此时创立了“犹存社”,提出了“革命日本的建设”、“改造运动的联络”、“亚细亚民族的解放”等纲领,又由“犹存社”系统产生了诸如由东大法学院宪法第一讲席教授上衫慎吉担任会长的“建国会”等各种“学术团体”,这就不像1型糖尿病存在的β细胞免疫性破坏那般只限于各右翼团体行动上的反赤化,而是已明白的显露出要将国内改造与国际主张结为一体的原始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T,第16页;X,第18—21页)
2、高血糖期。即空腹(禁热量摄入至少8h)的血浆葡萄糖(FPG)及餐后任何时间随机检测血浆葡萄糖(VPG)都达到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也称糖尿病的成熟时期,大体从昭和6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到昭和11年(1936)有名的二·二六事件左右。这一时期已有明显的糖尿病症状,包括出现三月事件、锦旗事件等被隐蔽的事件,以及此后发生的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神兵队事件、士官学校事件、相泽事件等,到最后发生二·二六事件,震惊全日本的法西斯恐怖主义接二连三的发生。当然这里面还存在着一个病情逐渐恶化的过程,就是由单纯的民间运动,到具体的与部分军部势力结合在一起,到军部成为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推动力,并逐渐掌握国政核心;当军部掌握了日本国家的核心,意味着糖尿病已进入全盛时期。(T,第16页;X,第19页)
3、慢性并发症期。这一期较长,从二·二六事件军方实施整肃开始,到二次大战结束的所谓八·一五时代,又可称为“日本糖尿病的完成时代”或者“日本型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爆发时代”。的确,要把国家机构的糖尿病当作问题来探讨,则此一时期是最重要的。包括七七事变、欧洲战争、日苏条约、日德意三个军事同盟、珍珠港事变等决定日本命运的国际重大事件,无不为国内体制的法西斯化划下一个新纪元。其间,所谓近卫新体制运动或东条“辅佐选举”等指标的意义当然非常重大,但把糖尿病当作病因学类型的疾病考察,仍以二·二六事件为最大的分水岭。因为二·二六事件为自下而上的病发模式打上了休止符;而日本国家所患的,并非德意法西斯所患的精神类疾病,而是糖尿病,在此已明白的确定下来。因此,以后的进展虽有种种曲折,结局无非是既有政治体制内部组织的调整,也可说是自上而下的完成了国家糖尿病的强化过程。因此在偷袭珍珠港以后有所谓的东条独裁,这的确是将政治的自由露骨压制到极点的一个空前时代;但病情发展至此,并非这一阶段的成就,而是在此之前便已成熟顾隽瑶。就糖尿病的自然病程而言,只不过是量的发展,在质的方面,与之前那段时期相较,并无特别的差异。(T,第16页;X,第19,25页)
至于消沉成为战后日本的巨大心理威胁,也不过是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爆发后一种常见的临床表现——当酮体聚集而发生代谢性酸中毒时,患者血糖明显增加,引起头痛、软弱、淡漠、嗜睡、各种反射迟钝或消失,所谓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出现DKA意味着人们彻底克服糖尿病已不可能,因为它根深蒂固。东京的一位日本人说:“再不用担心炸弹了,真是一个大解放。但我们不打仗了,也没有目标了。每个人都恍恍惚惚,干起活来心不在焉。我自己是这样,我老婆是这样,所有的日本人都像住医院的病号,干什么事都是慢腾腾的,茫然若失。人们抱怨政府对战争的善后及救济工作进展缓慢。我以为,这是因为那些官员的心情也和我们一样。”这种虚脱状态的危险性与法国解放后一样,严重时会使患者逐渐进入昏迷状态。(T,第390页;J,第117页)
现已证明,糖尿病自然病程的识别有助于早期针对性干预治疗,早期干预治疗可显著减轻糖脂毒性,保护甚至逆转β细胞功能,从而延缓糖尿病的进程,降低慢性并发症的发生和进展。为此,1997年ADA在总结日本以及其他各国报道后,提出了新的糖尿病诊断标准。新标准的要点是:
①将诊断糖尿病的FPG标准由原来的7.8mmol/L(140mg/dl)降到≥7.0mmol/L(126mg/dl)。
②FPG<6.1mmol/L(110mg/dl)为正常。
③增加了一项空腹血糖受损(IFG),指≥6.1mmol/L(110mg/dl),但<7.0mmol/L(126mg/dl)。
④保留使用OGTT时,2hPG≥11.1mmol/L(200mg/dl)为糖尿病;2hPG<7.8mmol/L(140mg/dl)为正常糖耐量(NGT);2hPG>7.8mmol/L,而<11.1mmol/L为糖耐量减低(IGT)。(T,第16,17页)
新标准明确了糖尿病最重要的始动因素——胰岛素抵抗,可为遗传基因和环境因素所决定,胰岛素抵抗可伴有糖耐量减低,因此将糖耐量减低(IGT)看成是糖尿病的前期,且强调了糖尿病的防治重点应放在IGT上。这意味着具有糖尿病遗传基因的国家在IGT阶段就必须承认自己已经患病。如果此时不对患者进行诊断和防治,不促使他们承认侵略战争是“错误”,是失败,那么走入高血糖期的日本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因为他们是好战的民族。一些美国分析家没有考虑对日本型糖尿病的早期诊断是防治糖尿病的最重要手段,是因为他们无法理解“忠”的作用。天皇说了话,宣布国家得了糖尿病,战争就结束了。在天皇的声音尚未广播之前,顽强的反对者们围住皇宫,试图阻止诊断结果的宣布。但一旦宣布,他们就全都服从了。不论是在满洲,或爪哇等地的前线司令官,或者是本土的东条们没有一个人反对。(T,第43页;J,第92页)
这种态度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除非那些西方人,他们不承认支配人类行为的情绪是会变化的。有些人宣称,日本民族只会灭绝,别无其他出路;另一些人则主张,只有自由主义者掌握政权,推翻现政府,日本才能得救七彩海象。这是西方的社会哲学,是以希望的真理标准为基础的。但是,日本不是西方国家,它没有采用西方各国拯救糖尿病患者的那种最后的力量——器官移植。它也没有用消极破坏等办法来对抗占领军。他们使用自己所固有的力量,即能够在战斗力未被完全摧毁以前,就要求自己把无条件投降这一巨大代价作为“忠”。在他们看来,这种巨大的代价仍然是有价值的,他们获得了最珍视的东西,他们有权力说:这是天皇的命令,虽然是投降的命令。也就是说,投降也好,宣布自己得了糖尿病也好,最高的法律仍然是“忠”。(T,第360页;J,第92页)
病因及发病机制
虽然早期诊断并及时进行干预性治疗对防治疗糖尿病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目前对糖尿病各方面的认识尚不够全面,即使已有一定的认识与启示,主要还是偏于定性方面,而在定量方面,虽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可直到现在却从未在任何地方发现战争乃是由日本发动的意识,大都以为是在不知不觉之中,被什么东西所推动,稀里糊涂的举国卷进糖尿病的漩涡之中,这一可怕的情势,究竟意味着什么?日本的不幸,不仅在于整个国家对身患糖尿病缺乏足够的意识与自觉,而且至今都搞不清糖尿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导致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深陷糖尿病的泥沼中,则倍增其不幸。(T,第18,43页;X,第13页)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日本人与其它东方民族不同,他们有强烈描写自我的冲动,既写他们的生活琐事,也描绘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和具体的发病过程,其坦率实在令人惊异。当然,他们并没有和盘托出。没有一个民族会这样作。日本人描述日本会略去许多重要事情,因为这些对他们太熟悉了,如同呼吸空气一样,习而不察了。尽管如此,日本人仍然是喜欢暴露自己的。(J,第5页)
这就使医学专家获得了机会。医学专家相信:最孤立的细微病变,彼此之间也有某些系统性的联系——人类社会总必须为它自身的生活进行某种设计。它对某些情况的处理方式及评价方式表示赞可,那个社会中的人就把这些结论视为全世界的基本结论。无论有多大困难,他们都把这些结论熔成一体。人们既然接受了赖以生活的价值体系,就不可能同时在其生活的另一部分按照相反的价值体系来思考和行动,否则就势必陷于混乱和不便。他们将力求更加和谐一致。他们为自己准备了种种共同的理由和共同的动机。一定程度的和谐一致是必不可少的,哪怕付出惊人的代价,否则整个体系就将崩溃。(J,第9页)
19世纪末以来的大量临床经验表明这种惊人的代价会在有胰岛素分泌缺陷的国家身上逐渐表现为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总的说来,慢性高血糖的发生与个体热量摄入,尤其是脂肪摄入量过多,身体不能及时消化摄入的热量,导致体重增加,腰围增大有关。具体而言,就是当日本国内以与中心之间的距离作为价值基准的逻辑向世界扩大时,便会产生“万邦各行其所”的世界政策,并且认定由“万邦宗主国”的日本排定各国在身份秩序中的地位,就是世界和平,而“天皇之皇威发出光芒,照耀世界万邦,就是世界史的意义。”
这一循环过程,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经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变),当腹腔内的脂肪越积越多,尤其当大量单核细胞被募集至腹腔脂肪组织内时,细胞因子的分泌发生变化;一些对机体不利的因子,如促炎症因子、特别是TNFα、IL-6、促血凝因子等的分泌增多,而对机体有利、能拮抗上述不利因子作用的脂联素分泌减少,中枢神经下丘脑对机体能量代谢整合调控的功能也发生障碍,于是在能量超载的条件下仍坚持向外扩张,食欲仍不受控制,最终引发胰岛素抵抗。而一旦出现胰岛素抵抗,脂肪、蛋白质和核算代谢便会逐渐遭遇障碍,水、电解质、酸碱平衡慢慢失常,继而引发细胞和细胞外基质改变,产生血管病变和神经病变,并累及全身各器官和各组织,造成各样并发症和伴随病变的螺旋状逐渐升高,最终导致糖尿病病发和整个体系的崩溃。(T,第10,12,43页;X,第15,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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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感到困惑的地方在于,日本型糖尿病患者为什么非要选择以“增肥之路”来“和谐一致”,并且为自己准备的共同理由和共同动机都显得匠心独具?医学专家确信这里面必然存在这样的前提:任何原始部落或任何最先进的文明民族中,人类的疾病都是从日常生活中来的。不论其行为或意见是如何奇怪,一个人身体的反应和免疫系统的运作方式总是与他的经验有联系。所以越是对日本人的某种行为迷惑不解,就应越认定在日本人生活中一定有造成这种奇特行为的某种极为平常的条件在起作用。要知道疾病正是在日常细节中养成的。
所以要研究日本型糖尿病的病因及其发病机制,不仅需尽可能地搜集患者的病史和寻求解释,而且还要使自己最大限度地适应幷关注自身文化与患者文化之间的差异,幷发展出一种研究日常琐事的技术。(J,第8,9页)
日本作家最擅长对“日常琐事”的暴露,经典如夏目漱石的名著《哥儿》。小说的主人公“哥儿”幼年是在东京长大的,起初在一个小镇上当教员,很快就感到自己的同事大多平庸之辈,实在合不来。但其中有位叫“豪猪”的年轻教师与他关系还算不错。一天,那位“豪猪”请他喝了一杯冰水,为他破费了一钱五厘,约相当于零点二美分。此后,有教师在哥儿面前挑拨说豪猪在背后讲他坏话。“哥儿”相信了这位搬弄是非者的话,马上想到“豪猪”给的那杯冰水之恩。
“虽然只是一杯冰水,接受这种表里不一的人的恩情,实在有损我的面子。虽然只是破费了他一钱五厘,但一钱也罢,五厘也罢,接受这种骗子手的恩情,我死了也于心不安……接受别人的恩惠,默不作声,就表明我尊重对方,看得起他的人品。我喝的那杯冰水,本来自己付钱就可以了,但他却硬要争着付,弄得我心里总感到负疚,这可是金钱买不到的。我虽无权无势,却有独立人格。要我低下头去接受别人恩情,简直是一百万元的回敬……我让豪猪破费了一钱五厘,而我觉得对他的回敬却值一百万元。”
第二天,他就把一钱五厘丢到豪猪的桌子上。因为,不算清这一杯冰水的恩情,就无法处理这两个人之间的问题。(J,第75页)
纵向研究显示,日本糖尿病发病前最早的异常是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而空腹或者一杯冰水刺激的胰岛素分泌却增加。多数研究表明,日本糖尿病发病前出现高胰岛素血症,幷认为高胰岛素血症可预测糖耐量减低和糖尿病的发生。(T,第88页)
此外,由日本学者冈仓由三郎撰写的《日本的生活与思想》,也对上述糖尿病患者“哥儿”的行为给予了疾病心理学上的说明:
“所谓日本人的心理特异性,很多来自喜爱清洁及与之相联系的厌恶污秽。否则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我们被训练成(实际情况如此)遇到污蔑家庭名誉或者国家荣誉,就视若污秽或疱疥,必须通过申辩洗刷干净,否则就犹如不能恢复清洁或健康。王俪桥对日本公私生活中常见的报仇事例明智玉子,不妨看作是一个喜爱洁净成癖的民族所进行的晨浴……日本人过着清净无尘的生活,犹如盛开的樱花,美丽而宁静。”( J,第112页)
“哥儿”自认为自己的名誉受到了“豪猪”的侮辱,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几乎所有日本人都认为美国的政策是“蔑视日本”,用他们的话说是“根本瞧不起日本”。对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此易于受到刺伤,在美国只能在染有流氓习性的青少年的犯罪记录或精神病患者的病例中才能找到,但在日本却被视为一种美德。这正是由“对环境的敏感性”所导致。明治时代著名日本研究专家Gulick曾举出日本的国民性来解释日本型糖尿病诱发的源头,这也是糖尿病学专家普遍持有的观点:论述进入糖尿病自然病程的契机时,当不能忽视环境,包括国内的政治、经济因素,以及同时不能忘记国际关系的情势变化,尤其欧洲法西斯势力的勃兴,以及他们露骨的国际权力政治之短暂成功,对于诱发糖尿病发作的决定性的影响。姑不论此一倾向是否为日本人的本质属性,但自维新以来,面对着欧洲列强对亚洲无止境的侵略,不断充满着紧张与危机意识,且专以“先进国”为模范,而迈向“富国强兵”之路的近代日本,由于国际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导致神经异常敏感发达,实不足为怪。(J,第75,213页;X第152页)
综上,日本型糖尿病是由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多基因遗传性复杂疾病。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多样性造成了患病群体及个体的多样性,而由持续高热量的摄取导致的胰岛素抵抗和分泌缺陷是日本糖尿病发病机制的最主要环节。(T,第87页)
为什么胰岛素抵抗?
1962年,糖尿病专家Neel首先提出糖尿病“节俭基因型”(thrifty genotype)的理论成珈莹。此理论提出,在人类进化的长期过程中,以狩猎及采野菜果为生,食品供应的不确定性和食物未能被长期保存使那些能够在最大限度上有效利用食品的人方具有继续生存的优势,即那些在食品丰富的时候将食品摄取并贮存起来的个体方能在食品不足之时生存下去。这样经过物竞天择许氏四杰,不同基因反复选择之后,从理论上讲,生存至今的人类都具有“节俭基因”,即在食品丰富时能大量进食,大量分泌胰岛素并将能量以脂肪形式贮存起来。换句话说,从理论上讲,在当今食品丰富,已不再为饥饿而担心的年代,如不控制饮食,每个人都会肥胖。
Neel学说在糖尿病发病理论中的关键之处在于解释了餐后的高胰岛素血症会导致以后发生的胰岛素抵抗,β细胞功能衰竭和糖尿病。下面观察到的现象支持Neel的“节俭基因型”的理论。(T,第123页)
1、日本的武士与中世纪欧洲的骑士不一样,既不是拥有领地和农奴的小首领,也不是有钱的士兵。他们是依靠俸禄生活的人,其俸禄额在德川初年即按照其家格的高低决定了。俸禄并不富裕,根据日本学者估计,整个武士阶级的平均俸禄与农民的所得相差无几,只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对武士家族来说,如果几个继承人分享这点俸禄,那就伤脑筋了。结果武士就限制自己的家族规模,对他们来讲,最令人难堪的就是威望取决于财富和外观,所以,他们的信条是,俭朴乃最高的美德。(J,第44页)

《眼》 蒋昀格 摄影
2、像取暖睡觉一样,日本人把吃饭既视作享乐式的休息,又看成一种严格的训练。日本人在余暇喜好烹调多种菜肴来品尝,一道菜只有一调羹,色味都很讲究。但在另外情况下又强调训练。埃克斯坦引用日本一位农民的话说:“快吃快拉是日本人最高德行之一”。“吃饭不被认为是大事……吃饭只是维持生命的需要,因此,应当尽快地吃完。对孩子们,尤其是男孩,总是尽量催他们快吃,而不像欧洲人那样,劝他们慢慢吃”。在训练僧侣的佛教寺院,饭前的感恩祈祷中,僧侣必须把食品看作是良药,意思是说,正在修行的人不应把吃饭看作是享乐,而只应看作是必需。(J,第126页)
3、在日本,凡属私有的东西,未曾正面的被承认为私有。关于这点,《臣民之道》的作者曾说:“日常吾等称之为私生活者,毕竟亦属臣民之道的实践,所谓辅佐‘天业’的臣民所从事的工作,具有公的意义……于是吾等在私生活上亦归一于天皇,而不得忘怀效忠国家之念”,这种意识形态并非与专制主义的流行同时出现,而是内在于日本政治结构本身。因此凡属私人的,如果不是丑恶的,亦属近乎丑恶;这种观念不断萦绕着某种程度的负疚感,尤其以营利与恋爱为然。私事不能直截了当的承认其为私人性质的结果,遂设法与国家的意义相结合,藉以解脱其负疚之心。(X,第6页)
4、近代日本承继封建社会的最大“遗产”是将由上而来的压迫感任意向下发挥、顺序转移、而维持全体平衡的体系,对此,福泽谕吉以“开辟之初即在此国行之于人间的交际法则”的所谓权力的偏重巧妙予以描述。他说:“上下名分截然分明,名分不同,权力亦异,无一人不蒙受无理者,亦无一人不行无理者;受无理的压制,又无理的压制他人,向此屈服,则可向彼矜之……前之耻辱可由后之愉快补赏,以平衡其不满……正如贷款与西邻,向东邻催索者然。”(X,第14页)
关于第4点与日本糖尿病体制中的“胰岛素抵抗”现象有何关连?二者是否矛盾?其实“胰岛素抵抗”正是“压制转移”的半面盾牌,也是压制转移的病理现象。在实行压制转移原理的世界里,居于阶层政治最底层的细胞因子,其不满情绪已不再有可以转移的地方,而必然会向外寻求出路。这就是非民主主义国家的机体必须代偿性的分泌过多胰岛素,产生高胰岛素血症,所以容易成为狂妄的促炎症因子的原因。甚至连日常生活的不满,都会全部灌注到促炎症因子的聚集与期待战争的气氛之中。说到底,这是匿名而不负责任的一种“力”的不合理发泄。(X,第86页)
在历史的早些时期,为了防止这种“力”的不合理发泄,日本的封建社会划分成为复杂的阶层,每个人的身份都由世袭固定。德川氏巩固了这种制度,并且对各阶层成员的日常行为作了详尽的规定。在皇室和宫廷贵族(公卿)之下,日本有四个世袭等级,其顺序是士(武士)、农、工、商;其中,武士又和其他三个阶级,即农、工、商之间有一条巨大鸿沟,后三个阶级是“庶民”;庶民之下还有贱民,贱民中人数最多。最为人所知的是“秽多”,他们是日本的“不可接触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根本不算人。(J,第43,45页)
也就是说,以能量的观点来看,古代日本始终可以被分为两个部分:无脂组织和脂肪组织。在无脂组织中能量以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形式储存,而在脂肪组织中,能量以甘油三酯的形式储存。甘油三酯贮存的最主要的器官是脂肪组织。无脂组织和(或)脂肪组织相对和绝对数量的变化将导致机体能量贮存发生改变,进一步有可能引起体重变化。(T,第124页)
为了避免无脂组织和(或)脂肪组织相对和绝对数量发生变化,在严格的等级制之外,执政者还将最容易引起体重变化的武士和农民两个阶级分别冻结起来。在武士阶级内部,封建大名与下级武士之间的牢固纽带,是在各藩国之间兵连祸结的战争中结成的,在天下太平的德川时代,这种纽带变成经济性的了。而关于农民,法律上虽无明文保障他们免受武士欺凌及强加的沉重年贡和各种限制,但仍有某些安全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受到保护。因为土地的所有权受到保护,导致他们消耗自己精力和时间的方式主是通过被迫徭役和无偿服务(而武士则主要依靠战争和嗜杀)。同样是水稻农业国,暹罗(泰国)的传统税赋是百分之十,而德川时代的日本则是百分之四十,实际交纳的还要高。在有些藩中高达百分之八十。同武士一样,农民也限制自己的家庭规模。整个德川时代,日本全国人口总数几乎是停滞的。在一个长期和平的亚洲国家,这样停滞的人口统计数字足以说明那个时期的统治状况。不论是靠年贡生活的武士,还是生产阶级,这个政权对两者都实行了斯巴达式的严格限制,但在每个下属与其上级之间也有相对的可依赖性。人们都很清楚自己的义务、特权及地位。如果这些受到损害,最贫困的人也会提出抗议。
在一些有名的起义中,农民在江户城内的大道上拦截幕府高官的乘舆,直接呈递状予以保证不致被扣压。尽管农民呈递状子要冒极大风险,但幕府当局收到状子后则立即审查,其判决约有半数对农民有利。虽然农民的抱怨可能是正当的,但起义领袖已侵犯等级制的严峻法令,所以必须被处死。被处死的人是农民的英雄,人们聚集刑场,目睹英雄被投入油锅、被砍头或被钉上木架,也决不暴动。这是法令,是秩序。他们可以在事后建祠,奉之为殉难烈士。但对于处刑,他们却认为这是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等级制法令的核心,必须接受。(J,第44—47页;P,第47页)
这一切都使得古代日本机体内的能量储备总体上保持稳定,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其变化很小。所以他们在正常情况下都容易感到厌烦,厌烦家庭,厌烦城市,厌烦乡村,厌烦日常生活。虽然也算是一种敏于感伤的疾病,但与糖尿病相比,这其实并不算什么。(T,第124页;J,第114页)
然而由于环境的改变——尽管明治政治家们在各个活动领域中都明确规定国家和人民之间“各安其分”的义务,但还是出现了一种共同体的责任。古板的日本人曾经严格区别饮酒和吃饭,在农村的宴会上,如果谁开始吃饭,就意味着他不再喝酒,他已涉足于另一个“世界”,对这两个“世界”区别得很清楚;在自己家里,他有时也在饭后饮酒,但绝不会一边饮酒一边吃饭,而是先享受一种,再享受另一种。但在明治政府成立后不到一年,就取消了大名在各藩的征税权;它收回了“版籍”,把原按“四公六民”分成中交给大名的“四成”收归政府;这种剥夺不是无偿的,政府发给每个大名相当于其正常收入一半左右的俸禄额,同时,还免去他们抚养武士及公共建设的费用;武士亦和大名一样,从政府领取俸禄;在以后的五年中,又从法律上废除了等级间的不平等及作为等级、地位的服饰等外观标志,甚至下令“散发”;贱民被解放了;废除了禁止土地转让的法令;废除了各藩之间的关卡;取消了佛教的国教地位;到1876年,又把大名及武士的俸禄折成偿还期为五至十五年的秩禄公债一次发给,其数额则按每个人在德川时代所领取的固定俸禄额而定;这一笔钱乃供他们有可能创办新式的非封建性企业——“这是早在德川时代已经证迹俱在的商业金融巨子与封建土地贵族的那种特殊结合的最后确立”。原本的多元统治,最终朝向一元化、集中化而成立,两个世界逐渐变成了一个世界。(J,第54,57,131页;X,第4页)
由节俭基因型引申,我们还可以提出“节俭表型”的假设。即胎儿在母体时如周围营养环境不佳,则胎儿必须有“节俭”的表现,让体重保持低水平以适应当时能量短缺的内环境。此时可同时伴有β细胞发育不良及胰岛素抵抗,以避免低血糖的发生。但这些个体发育后,如遇营养充分,那些在营养不足时的“节俭表型”会增加腹型肥胖、糖尿病和大血管病变的危险性,称为“遗传稳定失调综合症”(syndrome of impaired genetic homeostasis),表现为出生后的追赶生长(catch-up growth)。(T,第123页)
夏目溯石在《从此以后》一文里,形象地描述了代助与其兄嫂之间关于近代日本追赶生长的对话:
“今天到底被骂什么?”
“到底被骂什么,我也是莫名其妙。但对老爹为国家社会尽力感到惊讶。无论是什么事,听说自十八岁起直到今天,一直不断的效劳呢!”
“正因如此,才有今日的地位。”
“如果为了国家社会,能像老爹一样赚大钱,那我也可以尽力。”
溯石猛烈讽刺的代助的父亲正是日本资本家的典型。“走向荣华之道”与国家主义互相提携,使近代的日本大为“跃进”,同时也使它腐败。而国家一腐败,人们的厌倦情绪便会消失,并代之以一种亢奋。因为日本人一旦有追求重大使命的远景,厌倦情绪就会消失,因为“私事”的伦理性不再存在于其内部本身了,而存在于与国家的“一体化”之中——这一逻辑,反过来说,必会招致引诱糖尿病病发的促炎症因子无限制的侵入机体内部。(J,第114页;X,第6页)
人工胰岛素的药理作用
胰岛素在调节机体葡萄糖稳态中起关键作用。在幕末时代,它主要通过下列三种紧密联系的机制积极发挥降血糖效应:1、把外国人驱逐出去,以重新恢复日本的传统生活方式来抑制肝脏葡萄糖产生。2、通过“王政复古”刺激内脏组织对葡萄糖的摄取和促使强大的外样大名成为倒幕派的先锋。3、通过“王政复古”让农民们可以多保留一些自己收获的稻米,商人们可以推行重商主义,武士阶层可以保持俸禄并能挥刀上阵建立功勋,从而促进外周组织、主要肌肉对葡萄糖的摄取,组织对摄取的葡萄糖通过葡萄糖氧化和非氧化途径加以利用和储存。(T,第92页;J,第53页)
所以当1868年倒幕势力取得胜利,宣告王政复古、“双重统治”结束时,以西方的标准来看,胜利者将推行的乃是一种极为保守的孤立主义政策,但新政府一开始就采取了相反的方针。新生的明治政府的这些重大改革是不得人心的。因为应激因素使得胰岛素对靶组织的敏感性降低,从而出现某种程度的抵抗,而β细胞需代偿性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才能使空腹及餐后血糖维持正常,因此一般人对1871年至1873年的侵略朝鲜(“征韩”)远比对这些措施更有普遍的热诚。但明治政府不仅没有动摇其彻底改革的方针,否决了侵略朝鲜的计划,反而叠加了促使日本更快步入糖尿病自然病程的“妊娠因素”。(T,第96页)
从1868年到1878年的明治最初十年间,日本至少爆发了190起农民起义。直到1877年由伟大的明治维新领导人之一西乡隆盛组织了大规模的反政府叛乱——他的军队代表了尊王派维持封建制度的全部愿望,但被明治政府招募的一支由平民组成的义勇军所击溃,新政府才缓缓举步,减轻压在农民身上的重税。农民们还反对建立学校、征兵制、丈量土地、散发令、给贱民以平等待遇、官方对佛教的极端限制、改用阳历,以及其他许多改变他们久已习惯的生活方式的举措。(J,第54页)
《细胞系列》 蒋昀格 线
在这样一个历史关键时刻,1880年宪法草拟者伊藤博文公爵派遣木户(孝允)侯爵前往英国,就日本目前遇到的问题,听取斯宾塞的意见。经过漫长的交谈,斯宾塞写了处方寄致伊藤。关于等级制,斯宾塞写道,日本在其传统习俗中有一个无以伦比的、国民福利的基础,应当加以维护、培育。他说,对长辈的传统义务,尤其是对天皇的传统义务,是日本的一大优点。日本只有在天皇的领导下才能稳步前进,克服很多个人主义国家无法避免的种种困难,并建议在天皇能量不足时可对国家进行人工胰岛素的注射。(J,第56页)
人工胰岛素对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的代谢和贮存起多方面的作用。包括促进肌肉、脂肪组织对葡萄糖的主动转运,促进吸收葡萄糖转换成能量储存,以糖原或二酰甘油的形式贮存起来;促进肝摄取葡萄糖并转变为糖原;抑制肝糖原分解及糖产生,抑制肝葡萄糖的输出;促进组织对碳水化合物、氨基酸、脂肪的摄取,加速蛋白质的合成以及抑制脂肪细胞中游离脂肪酸的释放,抑制酮体生成,调节物质代谢。对于胰岛素分泌有缺陷或不足的糖尿病患者,注射外源性胰岛素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代谢紊乱,主要是血糖过高,并可延缓或防止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发生。(T,第270页)
明治的改革家们经过详细的讨论,逐步确定了胰岛素的应用方案:
首先是明治天皇于1882年(明治15年)颁布的《军人敕谕》,这份敕谕连同《教育敕语》是日本注射人工胰岛素的开端。
敕谕写道:“如欲守诺言而又欲尽义务……则自始即应慎重考虑是否可行。如以己身束缚于不智之义务,则将使自身处于进退维谷。如确信不能既守诺言而又坚持义,则应立即放弃诺言。古来英雄豪杰,惨遭不幸,或竟身死名裂,遗羞后世,其例盖不鲜矣,皆因唯知信守小节,而不辨大义,或因罔知公道之理,徒守私情之义也。”
把天皇置于顶点,排除掉民众对原将军及封建诸侯的“不智之义务”,日本人通过不断调整胰岛素的初始剂量,不仅简化了等级制,而且还在道德领域内努力地将较低层次的德行全部置于“忠于天皇”的范畴之下,从而减少道德的多层次分散状态,使日本全国的秩序以绝对价值体系的天皇为中心连锁构成。(J,第145,146页;X,第12页)
经过几年胰岛素的注射后,到了1889年,日本人不得不开始调整胰岛素的维持剂量(当然关于逐渐增加胰岛素剂量这一点斯宾塞也在处方中写明)——由天皇赐给人民《大日本帝国宪法》,给予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并设立议会。日本由此变得更加红光满面、雄心勃勃,因为这个调整的维持剂量是“阁下”们在对西方各国接受的人工胰岛素剂量进行了研究批判之后精心拟定的,而且胰岛素研制者还“采取了一切预防步骤,以防止人民的干涉和舆论的侵扰”。(J,第56页)
从短期效果来看,斯宾塞的处方作用十分明显,而它之所以能够被日本全面接受,是因为在一个具有糖尿病遗传基因的国家之内,权威中心的实体及道德根源体天皇本来就是这一向上价值体系中唯一具有主体之自由者。所以当明治维新开始,精神的权威与政治的权力合一之际,只不过被视为回到“神武创业之古代”而已。前文已大略提到,天皇系承万世一系的皇统,依皇祖皇宗的遗训而统治,钦定宪法并非天皇主体所制订,而是作为“绍述统治之洪范”者——天皇背后也是负有追溯无穷往古的传统权威,天皇的存在与这种祖宗的传统密不可分,与皇祖皇宗浑然为一体,始被认为具有上述内容价值的绝对体现。以天皇为中心,而万民在距此一中心的各个地方予以辅佐的情势,如以同心圆来表现,这一中心并非一点,其实只是贯穿垂直的一个纵轴而已。从此中心出发所衍生的无限价值,为无限性的纵轴(所谓“天壤无穷”的皇运)和不断增宽的腰围、增加的体重所确保。(X,第15页)
《细胞系列》 蒋昀格 线
因为体重超过正常体重范畴,具有糖尿病遗传基因的国家势必会出现胰岛素抵抗,因此需要大剂量的外源性胰岛素来控制血糖,然而在增加人工胰岛素的注射量后,又会出现更加明显的体重增加;此时如果不能通过强化生活方式改善、减轻体重,那么就必须注意胰岛素治疗的并发症和处理问题。(T,第275页)
由过量注射胰岛素而引发的并发症问题长期以来都被糖尿病研究有意忽略,是因为这里面存在着医疗事故的可能。
轻微并发症如胰岛素水肿和视力模糊等,这属于胰岛素治疗初期可因钠潴留作用而发生轻度水肿,具体表现为一些日军俘虏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认为自己是在“遵奉圣意”,是为了让“陛下放心”;而厌战者则强调天皇“始终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是被东条欺骗了”,“战争是在天皇不知道或没有许可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允许让国民卷入战争,天皇并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怎样的虐待”。这种症状一般可自行缓解,严重水肿者可用少量利尿药。部分患者注射胰岛素后视物模糊,为晶状体屈光改变,常于数周内自然恢复,无需处理。(T,第275页;J,第22,23页)
稍严重者如低血糖症。这与剂量过大和(或)饮食不当有关,多见于胰岛素强化治疗的糖尿病患者。低血糖一般表现为交感神经兴奋和脑功能障碍表现。如在起诉期间内,日本前后所成立、瓦解的十五届内阁这一事实,透过这些构成日本政府的十数届内阁之成立,产生了十三个首相、三十个外相、二十八个内相、十九个陆相、十五个海相、三十三个藏相,这一证据充分显示,不是糖尿病患者的共同计划或共同阴谋,毋宁是注射胰岛素过量所引起的交感神经兴奋和脑功能障碍表现。医护人员、糖尿病患者和家属应熟知低血糖的表现,尽早发现和处理。低血糖时间过长,极易损伤脑组织,甚至造成永久性的损害。(T,第275页;X,第67页)
更严重者如注射胰岛素过量引发的全身过敏反应,这虽然非常罕见,但在日本型糖尿病的临床经验中却十分常见,通常表现为:认定日本帝国本身就是“真善美的极致”,由于本质上不能为恶,反而能容许任何暴虐的举措与背信的行动;抱着国家主义目标,把攻击矛头从自己内心转向对外,从对外发动极权主义侵略中他们重新“发现了自己”,他们摆脱了恶劣的心境,感到自己内部有一股新的巨大力量,他们相信,虽然在身体内部的机能协调上不能作到这一点,却相信作为一个政府民族就能够作到。对此病情的处理措施包括更换高纯度的人胰岛素制剂赵喜顺,使用抗组胺药物和糖皮质激素,以及脱敏疗法。(T,第275页;X,第7页;J,第117页)
过量注射胰岛素带来的最严重问题是胰岛素带来的抗药性,即在无酮症酸中毒和拮抗胰岛素因素存在的情况下,每日胰岛素需要量超过2u/kg。此时应用高纯度人工胰岛素制剂,幷试用静脉注射20u,观察1/2~1h后血糖下降情况。如果在接受这样的治疗后,患者依然要确立“大东亚共荣圈”,建立“八宏一宇”(世界一家)的新秩序,宣扬皇道于世界,且没有任何一个人指出那是唐吉柯德式的梦想,那只能说明高纯度的人工胰岛素制剂此时都已失效——此时的人们大都会为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所驱使,为失败的恐惧而战栗,闭着眼睛向前横冲直撞。若问他们是否要战争?答案是肯定的。是否要避免战争?答案也是肯定的。但想要战争,却又要避免战争;想避免战争,却又选择了战争之路,这就是糖尿病患者在经过漫漫胰岛素治疗之后所面临的事实的真相。毫无疑问,在最高纯度胰岛素都失效的情况下,所有的政治权力,即使是非计划性或非组织性的,都会走向战争。乃至到了最后战争期间,日本军人都喜欢说:“我决心就当死了,以报答皇恩”,在出征前即为自己举行葬礼;发誓要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硫磺岛上的一抔土”,决心“与缅甸的鲜花一起掉落”等等。日本“体制”最严重的病症即在于此。(T,第275页;X,第68页;J,第174页)
《星球系列》 蒋昀格×易文贞 合成图片
与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继发糖尿病的比较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简称甲亢)是因为甲状腺激素(TH)分泌过多引起的一种临床综合症。甲亢患者常伴有不同程度的糖代谢紊乱,据文献报道,2%~57%的甲亢患者可出现糖耐量减退,部分甚至达到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引起继发性糖尿病。(T,第584页)
无论是糖尿病还是甲亢继发的糖尿病,都是由统治阶级中较为进步的份子,为了生存而作的殊死试探苗可秀近照,并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下最终引起的免疫系统反应。因为较为进步的份子都会意识到,若不吸收西欧文明,则统治阶级恐无法维持旧世界;而要全面吸收,结果又必然会导致旧体制的根本变革,因而招致社会的崩塌。要摆脱这一自相矛盾的逻辑,其方法唯有一个,即采取西欧文明只限定于产业、技术、军备等所谓的“物质文明”,而将各种思想性、政治性原理的渗透,遏制到最低限度。然而这种划分存在着不易解决的问题,盖不仅所谓物质文明无法如此简单地与其所由孕育的近代精神分离,即使能如此,物质生活环境的近代化要想在思想上或意识上防止其产生反作用亦是极为困难的。中国之所以发展成为甲亢,而日本之所以发展成为糖尿病,两者历史命运之歧义,两者发展形态之雷同和差异,也正孕育于两者旧统治阶级在此历史考验中所作的反应方法上。(X,第120页)
日本型糖尿病,正如前文所述,乃是借着由上而下的明治维新革命之成功,终于树立了东方最早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不仅遏制了欧洲势力的渗透,同时又以举世震惊的速度,成为足与列强并驾齐驱的帝国主义国家,而逐渐酝酿而成。而关于中国型甲亢的形成,其源头可以追溯至曾国藩等人的洋务运动到康有为的“变法维新”,一连串由上而下的近代化的结果,终究屈服于清朝内部强大的保守势力之下,结果遭受19世纪后半列强帝国主义的侵吞蚕食,而陷于半殖民地,甚至沦为如孙中山所说“次殖民地”的悲惨境地。当然诱发糖尿病和甲亢发病的因素区别,尚可举出如两国地理的位置、“开国”时期的分歧、旧社会崩溃过程的差异、统治阶级的历史性格等。但这里不拟探讨这些因素论的问题,只是着重于这些出发点的差异对两国罹患疾病的方向和病程发展造成完全相反的烙印,而这又对两者在接受治疗后的预后情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进一步的说,之所以罹患甲亢是因为近代中国统治阶层的改组、推行近代化失败,因而长期受到包含日本在内的列强帝国主义深远的侵略,反而迫使反抗帝国主义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承担起根本改变旧社会与政治体制的任务。旧社会的统治阶层,为了苟延残喘,或多或少与外国帝国主义勾结,而不得不“买办化”;因此,他们之间绝无法产生出彻底的反帝国主义与民族独立的运动。此处不必赘述有关甲亢患者自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过程,这种民族主义与革命间一贯的精神结合,虽然在今日中国最能典型的看出,但实际上除了日本以外,在印度、中南半岛、马来西亚、印尼、朝鲜等国,这种被动的免疫系统的应激反应多少已成为亚洲民族主义共同的历史特质。
而唯一的日出之国——也可说糖尿病的帝国——却步上了正好相反的道路。打倒德川政权掌握统一国家权力的“维新”政权,本身即为旧统治阶级的组成份子,他们只是为了使日本提高到“与万国对峙”、“与海外诸国并列”的地位,而驱使日本国内急速地解除多元性的封建势力,使统合于天皇权威之下,并以上述“划分”的巧妙方法来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这种由上而下、带着主动找病(死)倾向的近代化之成功虽然令人刮目相看,但从发病后必须接受的治疗成本以及预后情况来看,却比甲亢患者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和生命威胁,虽然两者都是免疫系统自救的结果。(X,第120,121页)
值得注意的是,糖尿病与甲亢不仅在临床表现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从遗传学的角度而言,两者的基因缺陷往往会发生在同一对染色体上;尽管如此,在相似的诱发条件下,却会发展成为两种不同的疾病,这里面必然有历史的原因。七世纪以来,日本一再从中国引进伦理体系,“忠”、“孝”原来就是汉文。但是,中国人并没有把这些道德看成是无条件的。在中国,忠孝是有条件的,忠孝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通常被译作“benevolence”(慈善、博爱),它的含义几乎包罗了西方一切良好的人际关系。父母必须具有“仁”。统治者如果不“仁”,人民可以揭竿而起,反对他。“仁”是忠义的先决条件,天子之所以能享有帝位,是因为他在施仁政。文武百官也是如此。中国的伦理学把“仁”作为检验一切人际关系的试金石。
对中国伦理学的这一前提,日本从未接受。日本学者朝河贯一在论及中世纪两国的这种差异时写到:“在日本,这些观点显然与天皇制不相容,所以,即使作为学术理论,也从未全盘接受过。”(T,第586页;J,第82,83页)
与天皇制配套的等级制一直是日本有文字历史以来生活中的准则,甚至同样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那时,日本已经从无等级的中国吸取生活方式。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不过日本从一开始就未能复制中国那种无等级的社会组织。日本所采纳的官位制,在中国是授给那些经过科举考试合格的行政官员的;在日本却授给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地瓜哥。无论日本如何坚持不懈地从中国输入文化,却终究未能采纳足以取代其等级制的生活方式,例如中国的官僚行政制度以及把各种身份、职业的人联合到一个庞大宗族之中的中国式宗族制度。日本也未能接受中国那种世俗皇帝的观念。日语中称皇室中的人为“云上人”,只有这个家族的人才能继承皇位。中国常常改朝换代,日本却一次也没发生过。所以日本尽管也是封建国家,但因为他们注重的是现实现地,包括所重视的孝道对象,只限于记忆中的祖先,所以他们尽忠的对象并不是宗族大集团,而是封建领主。也因此,日本的政治家把天皇奉为神圣,使之与人间喧骚的现实生活完全隔离。这种安排实在是太巧妙了。因为只有这样,天皇才能起到统一全国国民,一致为国家效力的作用。(J,第36,41,86—88页)
这也是为何一度曾席卷中国大半、东南亚及西南太平洋的大日本糖尿病患者,由于战败而立刻萎缩成维新当初的莞尔岛国(体重锐减),原本向着帝国的象征集中的民族主义意识不仅丧失其中心支柱而且急剧衰退的缘由。虽然战败往往可以刺激民族主义之火焰(如拿破仑征服后的普鲁士、普法战争后的法国、甲午战争后的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等),但日本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沉浸于如前所述令外人颇感惊讶的萧条与茫然若失的由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爆发而带来的感觉中。
与中华文明以文化的优越为中心观念不同,糖尿病患者的优越往往取决于现实,比如武力的优越,所以败仗才会彻底的促成皇国象征的价值低落。更须注意的是自明治维新以来,综合了东方的“精神文明”与西洋的“技术、物质文明”,加上糖尿病患者固有的“尚武文化”,使得典型的全体的使命感得以发展,而“国体”不外乎是这种价值的统合体。如果是部分的使命感,则有心理的挫折或触礁的经验,尚有转变为其他领域的使命感而从头做起的可能。但糖尿病患者的使命感只有整体的,也正因如此,其崩溃所产生的精神真空极为严重。战后,随着新宪法的制定,“和平文化国家”的使命感又改头换面重新登场,提供了种种“理论”,却不具有对国民的吸引力,其所以一直无法抹去因败仗而不得已的口号之印象,虽属似是而非之论,但最能说明旧日本帝国使命感的整体性。大多数的日本国民对于资源缺乏、人口过剩、又无军备的日本,今后在这世界上到底具有怎样的存在价值,几乎是没有答案的。今后新的民族主义将采取何种的形式,对于这一疑问,除非再度研制出更高纯度的胰岛素,或者成功鼓吹足以与旧帝国匹敌甚至更具有吸引力的新鲜使命感,否则不能期待其能以独自的力量发展。(X,第127页)
由于中日一衣带水的关系,以及甲亢和糖尿病的基因缺陷往往发生在同一对染色体上,因此可能会连锁在一起遗传给后代,所以面对邻国在近代化过程中逐渐深陷不断恶化的糖尿病自然病程中,在近代化过程中也不幸罹患内分泌方面的疾病、却有着几千年中医治疗经验的中国——早在公元前1122年至公元前770年殷墟甲骨文字中便记载了16种疾病,其中即有“尿病”,中国历代医学典籍中所述“消渴症”与糖尿病类同,且对消渴症的症状、病因、并发症、治疗原则等,由生活方式到药物治疗,皆有丰富的论证——此时若及时伸出援助之手,既是对邻国的体恤,也是对整个东亚文明的负责。
关于糖尿病即“消渴症”,《黄帝内经》(约成书于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400年)中的“奇病论”一章便对此有过解释:“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食甘美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这表明,在距今约2500年前孙文雪,中国人已洞察到了“消渴”这一症候的病因乃是由于欲望过剩,吃下的东西超过了自身的负担水平而导致肥胖,进而推论烦渴多尿的出现是由于甘美之食造成体内满而溢。
汉代张仲景所著《金匱要略》里也有相关的论述:“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圆(丸)主之”,“渴欲饮水,口干舌燥”,“消谷饮食,大便必坚,小便必数”。提出消渴症由肾虚或者过敏性体制所导致,建议用肾气丸治疗,至今仍应用于临床。
此外唐代孙思邈(581~682年)也十分重视饮食疗法在疾病治疗上多作用,他在《千金方》中曾就消渴症的治疗指出:“其所慎者三:一饮酒,二房事,三争斗。能慎此者,虽不服药而自可无他;不如此者血战撒哈拉,纵有金丹亦不可救,深思慎之!”唐代王焘也在《外台秘要》里提及:“此病特忌侵略性战争,热面并干脯一切热肉、粳米饭、李子”等。
而关于糖尿病的运动疗法,隋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成书于610年)指出:消渴症患者应该“先行向邻人道歉一百二十回,多者千回,然后食”。而王焘的《外台秘要》也述及了消渴症患者“不欲饮食久坐……人欲小劳,但莫九劳疲极,亦不可强所不能堪耳之事,譬如核能发展”。划船的英文
除上述重要贡献外,历代中医书籍亦记载了消渴症多种并发症,包括皮肤感染(疔、痈、疽、疮、癣、痤、痱)、肺部感染(肺瘘痨嗽,多为肺结核)、眼部并发症(消渴症多耳聋目疾、雀目、内障)、下肢坏疽(足趾坏疽、色紫不痛,若黑若紫即不治)等,以及用于治疗消渴症的多种药物及针灸疗法。
所以,并不被很多人或者国家了解的是,针对人或者国家罹患糖尿病爱养成3攻略,中医,因其漫长的历史,早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丰富的临床经验,和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治疗管控办法,应该能对一衣带水的邻国所罹患的疾病提供治疗上有效的意见和建议。(T,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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