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怎样当上领导的？ 宋江刘备唐僧这些“窝囊废”-共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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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读者的审美趣味与作者的审美倾向之间发生这么大的错位，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儒学本身的悖论，使得宋江、刘备和唐僧的形象产生了自相矛盾：儒家伦理观是个自我封闭系统，它以协调人与之间的关系为本位，强调正心、修身和自我约束，它不适于培养开拓进取勿扰警告，富于创造和开拓精神，富于竞争意识的人格，因此儒化的结果或者说净化的结果，自然是人物英雄气的失落。尤其是“醇儒”人格的提倡，更使人物沿着孱弱的个性愈走愈远，并形成“主弱”模式。由此见出儒家的道德精神与作家对上述三个人物形象的预期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也可以说作者过分崇德的努力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刘备、宋江、唐僧的身上为何少了几分英雄气？
作者：席红霞，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理学院副教授
摘自：《殷都学刊》2004年第4期，原题为“刘备、宋江和唐僧‘主弱’形象的文化传统成因”。
北宋以后，随着封建汉唐盛世的不再，封建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开始弱化民族个性。与之相适应，在社会思潮方面，便是程朱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最高目标，对“醇儒”式理想人格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把“醇儒”作为理想的人格追求，要求人们“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并提出“内圣外王”。
明朝初年的理学氛围，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醇儒”为理想人格的儒生们“不知职掌何事”，“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明史》），“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三宅由佳莉，终日匡坐，如同泥塑”（《焚书》），这样就使人们越来越趋向于“内省”，而很少想到“外扩”，似乎人生下来潘允姬，不是为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而仅仅在于道德的自我完善。程朱理学对道德的崇尚本身也正包含着对才智的贬抑和排斥。久而久之，道德修养的超前与实际才能的滞后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冒险岛079sf，使人们逐渐丧失了对自然社会的战斗能力，由刚健自信走向了孱弱自卑，怯于反抗，怯于冒险。这无疑造成了民族个性的孱弱。
而刘备、宋江和唐僧正是在这种思想氛围中创造出来的。而当时理想的君主形象、最高层次的英雄火车哥，正是像刘备、宋江，当然也包括像唐僧这样有德而平庸的人物。因此顺应当时的历史潮流，三部书的作者为了把刘备、宋江和唐僧写成忠孝两全，仁、义兼备的“醇儒”式道德完人，他们在历史原型的基础上，竭尽全力用儒家的伦理纲常对刘备、宋江和唐僧进行“醇儒”化，即主观上一厢情愿地拔高和净化，想方设法把他们塑造成能充分体现儒家伦理的道德领袖，并想通过他们性格中所体现的儒家伦理道德的高扬来歌颂正统的儒家理想人格。但让作者始料不及的是，经过拔高、净化处理的三个人物形象不仅没有丰满、鲜活起来，反而更加干瘪、苍白和平庸。
刘备的“醇儒”化
历史上的刘备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和枭雄之姿。《三国志》中《蜀书·先主传》载：“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人缚督邮，杖二百，锵绶系其颈着马抑，弃官亡命。”这是关于刘备的一段异常生动传神的描写。面对傲慢的顶头上司，刘备并不委曲求全，曲意逢迎，而是采取以恶抗恶的手段，充分显示其大丈夫气概。而《三国演义》的作者由于考虑到怒鞭督邮有损刘备的仁厚，而恰可表现张飞的鲁莽，于是就把这一典型细节强加给张飞，编了个《张翼德怒鞭督邮》的情节，刘备倒成了唯唯诺诺的懦夫，与《三国志》中的描述正截然相反。《三国志》也有记载刘备勇武的，如“先主乃杀徐州刺史车胄”、“曹公遣蔡阳击之翟艺舒，为先主所杀”等，但在《三国演义》中全都移植给关羽了。关羽的神威倒是得以充分展示，而作为军阀混战时期一个有王霸之志的将帅所应有的勇武，在刘备身上荡然无存。上述描写从表面看似乎美化了刘备，突出了他的“仁义”，实际上不但有损刘备性格的复杂性与生动性，也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性，否认了他的“枭雄”本色和王霸气质。关于“枭雄”的定义，羊春秋先生解释得颇为透彻：“‘枭’有雄豪、勇健的意思。……推而广之，举凡勇猛的人杰、凶残的边将、专横跋扈的权臣，也往往被人们称为‘枭雄’顾竹君。”并且他联系到刘备这个具体形象说：“像曹操、刘备这样的‘枭雄’，一方面有豺狼之心，要张口吃人；一方面有鸿鹄之志，要一飞冲天。”这样一个刘备，他会为一个做了还觉委屈的小小县尉而如此怯懦吗！？放弃体现这种本质特色的细节而改换成菩萨心肠、“仁慈”的化身，既不合乎历史的真实，又有损于人物形象的塑造。
同样，关于刘备的才智和功绩，作者也进行刻意贬低。如博望坡火攻，《三国志》中《魏书·李典传》、《蜀书·先主传》均载为刘备亲自将兵，亲自设计，其他史籍并无异词修罗君子，更无一句言及孔明。《三国演义》则全部转嫁到诸葛亮身上，至于刘备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以剑印付孔明”，看着孔明指挥调度而已。最典型的如刘备江东招亲一节。历史上无论入吴就婚，还是摆脱牢笼回来，都是刘备自作主张，诸葛亮反谏阻此行。到了《三国演义》中，刘备则成了自始至终蒙在鼓里的角色，孔明以“锦囊妙计”在千里之外“裁处”、包办着婚姻的全过程，刘备只能“依计行事”。
刘备这位“枭雄”，自隆中聆教以后，不仅对诸葛亮言听计从，而且完全丧失主见，才能、智力变得极度低弱，成为被操纵的傀儡。被彻底净化、拔高的刘备，仅剩了“仁义”的罗列，而失去多角度、全方位刻划的文学形象，哪里还有复杂性、生动性可言？哪里还能让人“信服”呢？所有上述这些改变，正是作者从“醇儒”人格出发，对刘备的“才”、“智”、“力”、“勇”竭力贬低的结果。
宋江的“醇儒”化
在水浒故事的流传过程中，人物形象改变最大的无疑是宋江。
《宋史·侯蒙传》载：“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宋代汪应辰《文定集·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谓：“河北剧贼宋江者，肆行莫之御。”元朝陈泰《所安遗集·补遗》云：“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大宋宣和遗事》中宋江的性格与“勇悍狂侠”也基本符合。比如，宋江曾受人金钗，而且见到所嫖娼妓阎婆惜与吴伟鬼混，“便一条忿气铁飞花，怒发冲冠，将起一柄刀，把阎婆惜、吴伟两个杀了”。随即于壁上题诗：“杀了阎婆惜，寰中显姓名。要捉凶身者，梁山泊上寻”，颇有“杀人者武松也”的义无反顾的精神，接下来主动造反上梁山，没有丝毫的顾虑、犹豫。应该说作为原型的宋江，才能过人、性情粗豪、刚烈威猛，具有浓厚的“强盗气”、是充满力量感的盗跖式的英雄。
到了《水浒传》中，宋江身上虽然一方面还保留了民间传说中大量的侠义成分，但更多的则是作者以儒家正统思想为行为准则来规范宋江身上的这些侠义行为，强化其忠君观念。确切地讲，作者是有意识地遵循儒家“醇儒”式理想人格剑斗九天，一方面在有限材料的基础之上对宋江进行净化，另一方面因材料局限对宋江进行重新塑造和拨高，从而使“忠”、“义”、“仁”成为指导其行动的内在逻辑。
先就“忠”而言。小说不放过任何机会让宋江表白“忠”。《水浒传》中的宋江是在江州题诗泄愤落下杀头罪之后，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三上三下被逼无奈才走上梁山的。但即使上了梁山，也并不意味着宋江已高举造反的大旗，恰恰相反，他是曲线尽忠——积极地争取招安赣榆教育吧。因此他坐上第一把交椅，就立即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本身就是宋江争取早日招安的明示。尤其在七十一回以后，有关宋江的情节基本上都是据此而展开：他不厌其烦地主动要求招安，甚至不惜走不光彩的李师师的关系；他无怨无悔地征战，最后竟以杀死李逵表明对朝廷的彻底归服。后来辽国欲招降宋江，连吴用也为之心动，朱翰墨宋江却表示“纵使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久后纵无功赏，也得青史上留名。若背正顺逆，天不容恕。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意图很明显，作者就是要把他塑造成千古忠臣的形象。
再看宋江的“仁”、“义”。“淡化其武勇，强化其以孝义闻名”，这是作者塑造宋江形象的又一个出发点。把《水浒传》与《大宋宣和遗事》的相关情节对照我们会发现：宋江由争风吃醋杀人变成被逼杀人，由杀两个人变成杀一个人，这都是为了淡化宋江的勇武，强化其仁义。为此目的，作者还不惜在文中处处贴标签。前文已述，宋江号称“及时雨”，因仗义疏财而被天下好汉所仰慕，名声极大。
按理说，作者依儒家伦理对宋江进行净化和拔高，其目的是希望宋江这一英雄形象更加焕发光彩，但结果如何呢？宋江作为梁山领袖，虽然众英雄都心悦诚服地归顺到这面大旗之下，赞语也说他有“扫除四海之心机”，但文本中他既没有盖世武功，又缺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谋略。宋江出兵，若无吴用在旁策划，十有八九是要失败的。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原型中充满力量感的“无敢抗者”“肆行莫之御”的“勇悍狂侠”的刚烈汉子宋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两军阵前他从不厮杀，每次领兵下山只知喊一句：“我若不拿得此人，誓不回军！”遭受挫折后，又“目睁口呆，罔知所措”有道卡盟，甚至表现出与其身份极不相称的胆小和懦弱。
经过拔高和净化处理的宋江，确切地来讲，成了超越现实基础之上的贴着“忠义仁”标签的苍白无力的英雄。这样一个英雄居然能让那些“杀人放火”的好汉们俯首帖耳，惟命是从，确实不能令读者信服。这样一个领袖显然也难以承担起率领义军走向忠君报国的道路。
唐僧的“醇儒”化
历史上的唐僧是一个大智大勇的得道高僧。《唐书》、《大唐西域记》以及玄奘的高徒慧立所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均有记载：西天取经。唐僧只身一人独行，历经千辛万苦、九死一生而西去取经之心丝毫未曾动摇。唐僧曾言“宁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他先后穿越50多个国家，前后费时17个寒暑，最终取得佛经600多部回国，在佛学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成为印度佛教最高权威那烂陀寺精通50部经论的10位“三藏法师”之一。应该说，历史上的唐僧具有一种独行天下、所向披靡、不畏艰险、勇于开拓前进的豪侠气概。而到了《西游记》中，独行天下的唐僧应有的开拓进取、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几乎全被孙悟空取而代之。唐僧圣则圣矣，但名为取经领袖，看不出一点闻变不惊、指挥若定的领袖风度，倒成了胆小懦弱、迂腐无能、良莠不辨、善恶不分的无能和尚。除此之外，保留在他身上最鲜明的特点就只剩下儒家的“仁义”（确切来讲，还包括佛家的“仁慈”），这不能不令人扼腕而叹。
唐僧、宋江和刘备这三个形象在演变过程中，都趋向于极度“软化”。作者力图按“醇儒”理想把他们塑造成符合儒家伦理的“德”的化身，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决不是叱咤风云的战略统帅或取经集团领袖，而是有德而无能的平庸之辈：既失缺了人物原型固有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生动性，又失缺了人物原型应有的强悍和英雄气质黑影君，人物变得孱弱，从而使得他们作为英雄事业开创者的形象魅力大打折扣。与此相反，作者按照现实生活逻辑而塑造的关羽、张飞、李逵、林冲、武松、鲁智深等英雄形象，则一个个呼之欲出，充满力量感，既真实又生动。
读者的审美趣味与作者的审美倾向之间发生这么大的错位，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儒学本身的悖论，使得宋江、刘备和唐僧的形象产生了自相矛盾：儒家伦理观是个自我封闭系统，它以协调人与之间的关系为本位，强调正心、修身和自我约束，它不适于培养开拓进取，富于创造和开拓精神，富于竞争意识的人格，因此儒化的结果或者说净化的结果，自然是人物英雄气的失落。尤其是“醇儒”人格的提倡，更使人物沿着孱弱的个性愈走愈远，并形成“主弱”模式刘可雯。由此见出儒家的道德精神与作家对上述三个人物形象的预期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也可以说作者过分崇德的努力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二是作者创造上述三个形象基本上都是从观念出发，先按照儒学的伦理规范来规定他们应该具有的优良品质，然后再编排故事情节去充实丰满人物。尽管作家极善于讲故事，但由于主人公已成为某种抽象的道德观念的化身，作者又急于表露自己主观的褒扬，因此就出现了一定的理念超重现象，从而使人物形象空洞苍白，甚至概念化。所以，与其说三著的作者为我们塑造了刘备、宋江和唐僧这样三个人物，毋宁说为我们保存下来了三个历史的文化的标本，即儒家伦理文化标本。由此见出，这种把人物形象符号化的倾向是非常有损于作品的艺术生命力的。由此更可以见出《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人物形象“主弱”模式形成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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