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化：从《商君书》管窥商鞅的生态环保理念-舫扬文化
在我国古代，人们历来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这种保护意识发轫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十全食美，成形于先秦时期，以社会习俗为具体表征。及至战国，由于受到频繁战争所带来的诸多影响，生存环境恶化，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相对突出。此时，出于对环境保护的考虑，各国逐渐将民间的自觉行为转化为政府行为，生态环保通过律法的形式所呈现胡向真。其中，以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秦律十八种之 《田律》为典型代表，对秦国的农田水利、山林保护方面作出了具体要求。但在此之前，商鞅变法已经对生态环保的规定有所指涉，这从《商君书》中便可以窥知一二李小晚。
《商君书》又称《商子》、《商君》，是在商鞅原创的《治秦九论》基础上形成，内容丰富，蔚为大观尾行4下载，主要搜集了商鞅有关变法的言论及其主张，涉及了经济、政治、军事、法治等诸多领域，对秦国后续的改革以及秦朝的建立颇具影响力，也成为秦国历代君主变法图强、依法治国的行动指南。按照变法领域的不同，《商君书》分为《更法》《垦令》《农战》《去强》《说民》《算地》《开塞》等共计二十六篇，其中不乏关于保护环境的规定，折射出商鞅对于生态环保的基本理念。
《壹言》：“治国能抟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农战》：“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
在古代中国，农业是国家发展的根基和命脉，军事是国力强弱的外在表现，两者共同构成了国家的综合实力。而在战国时代，诸侯争霸，列国兼并战争频繁，综合国力的较量更为明显。在此背景之下，商鞅力荐秦孝公变法图强，应当重农抑商，禁止民众从事商业、手工业，应当以农业为国之根本，以农养战，“农战”结合，以期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农战”，顾名思义，即为农业和军事两方面。在商鞅看来，国家的繁荣昌盛离不开“农战”两部分，秦国通过保障农业和军事的发展，进而能够实现国家富强，并且在群雄逐鹿的战国时期争得霸主地位。“农业”和“军事”作为商鞅变法所围绕的轴心，是各项变法举措的服务宗旨，不可避免的对商鞅的生态环保理念产生影响。
《垦令》：“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官之图，则必农南漳水镜论坛。农则草必垦矣。”
在《商君书》中，“壹”字被多次提到，除《垦令》篇外，还包括《农战》《赏刑》《壹言》等篇目。“壹”是指统一的意思，“壹山泽”意为国家统一管理山林、湖泽。在秦孝公继位初期，相对于其他诸侯国，秦国国力较为强盛，国土面积广阔，但 国内土地未被有效利用，可供耕地的实际面积有限。为此，出于保障农业的需要，商鞅将全国的土地登记造册、收归国有，统一进行管理与划拨，“禁之以时，养之以岁”。诚然，短期而言，将部分山林与湖泽进行垦荒可能会不利于环境保护，导致环境污染的加重，但长远来看，由国家统一规划、分配，是规范山林管理的理性做法，可以避免人们无序的滥砍滥伐现象。在当时的环境背景下，“壹山泽”想法的提出可以说是极富创新与进步意义蓝小依，是商鞅生态环保理念的高度概括与凝练表达。
《徕民》：“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南天群星，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其山陵薮泽溪谷足以给其材，都邑蹊道足以处其民。”
在《徕民》中，商鞅对土地的利用情况作出了宏观设计，对于方圆百里的地方，黄婉佩高山丘陵、湖泊沼泽、山谷河流、道路城镇各占土地面积的十分之一，薄田占土地面积的十分之二，良田占土地面积的十分之四，通过这样的规划布局，百里土地大约可以养活五万民夫。其中的高山、丘陵、湖泊、沼泽等可以供应各种生活资料，道路城镇也足够百姓居住。这段话阐述了土地合理开发与强军之间的关系，以地养战利亚迪桑，从而保障军队力量。商鞅在指出土地面积与居住人口相适应的同时，也对国土中山林、湖泊、河流、土地的比例作出了具体安排。以百里土地为例，通过保证彼此之间的合理比例，能够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协调发展。在《荀子·疆国篇》中，提到了荀子初到秦国时发出了“山林川谷美东方玉梅，天材之利多”的感叹，也足见商鞅的比例设置确实合理，而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画策》：“昔者昊英之世，以伐木杀兽，人民少而目兽多。皇帝之世，不麛不卵，官五供备之民，死不得用椁。”
回溯秦国历史，商鞅在变法过程中饱受阻力，尤其是推行变法之初，受到了甘龙等封建贵族的极力反对。为此，商鞅引用了上古时期的典故证成变法的必要性。商鞅提出，以前昊英氏族时期，允许民众伐木、捕杀野兽，那是因为当时民众少但树木、野兽多。黄帝时期，不允许捕杀幼小的野兽和吃鸟蛋，官吏没有可供使唤的奴隶，即便死了也不能用棺椁埋葬。初次与你相遇观察商鞅在《画策》中的表述，它不仅论证了秦国变法的现实必要，而且还侧面反映出商鞅对待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态度，即因时、因势调整人与自然的相关规定，从而实现物种的繁衍生息、绵延不绝。根据现存史料记载，秦国当时必须在规定的时节开发自然，严禁民众“妄樵采佃渔”，否则，将会受到律法的严惩。这种做法被秦国的后世君主所承继超级恶魔人，按照秦律十八种之 《田律》中记载：“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麝鹭。”意为在春天二月时，不允许人们到山林砍伐木材，不允许堵塞河道。不到夏季时鸿蒙逐道，不允许烧草做肥料，不允许采刚发芽的植物，或者捉幼虫、幼鸟等。
《垦令》：“重刑而连其罪枪过境 电影。”；《赏刑》：“圣人之为国也陈一嘉，壹赏，壹刑都市神龙，壹教。”；《说民》：“故行刑，重其轻者，轻其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者。”
在治理民众方面，商鞅强调律法的治理作用，提出了“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的主张严慧明三级。在律法适用时，商鞅改变了以往“刑不上大夫”的特权规定，认为民众的奖赏与刑罚应当平等视之、统一对待，不能因人而异。在律法的制定上，商鞅认为如果采取“轻罪轻罚、重罪重罚”的做法，那么，相对轻微以及极为严重的两类犯罪便难以制止。有鉴于此，商鞅提出了“重刑轻罪”的立法原则，强调“重典”治世，建立“连坐”制度，这也为其后秦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在对破坏生态环境的处罚中，商鞅同样本着“重刑轻罪”的原则，严刑峻法，对污染环境者施以重刑。例如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黄剑鱼，“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对于道路上随意弃灰者则构成犯罪，并处以黥刑。出于保护生态环境的考虑，商鞅对违反环保规定的人处以重刑，客观而言，短期内确实能够敦促民众保护自然环境和资源，实现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但也加重了民众的刑罚负担，并非长久的治世之策。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来源：人民法院报 作者：唐益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