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杀死河南的中国科技大学？-福贝勒府
中国科技大学的建立1958年5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代表科学院党组向负责全国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和中宣部呈交请示报告，建议由中国科学院试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6月2日，邓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予以讨论，并在聂荣臻副总理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上亲笔批示：“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报告，决定成立这个大学萧立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也审核同意书记处的决定。
（1958年5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代表科学院党组向负责全国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和中宣部呈交请示报告，建议由中国科学院试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成立于1958年。起因是国外高新科学技术在快速生长，中国缺乏科研后备力量。于是中国科学院依托属下各个研究所，开展教学，创办了中国科技大学。第二年，中国科技大学就被列为排名第四的16所全国重点大学之一。1969年3月，中国科技大学决定以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为榜样，重建新科大。8月，中科大拟订《创办“五七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请示报告》，提出向清华、北大学习，到江西山区创办工厂科研基地和农业基地异世奸商。基地既是学校又是工厂、农场、科研单位。国务院科教组组长、驻中国科学院联络员刘西尧建议基地设在豫西南阳，“可到河南去看看，科学院也准备在河南高高啦。”10月9日，《报告》最终定稿。里面讲到：“河南省南阳专区，地处三线，水电交通方便，具备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另该地学校及科研单位均少，在此建点，有利于实现教学、科研、生产、使用四结合。江西是老革命根据地，地广人稀，森林矿产资源丰富，但已有清华、北大、人大等建点。考虑到我国大学和新技术科研的布局以及备战需要，我们考虑基地最好能设在河南南阳专区尊主恕罪。其次也可考虑设在江西。”“在二、三年中完成整个基地筹建工作，并把学校逐步迁到基地。”战备疏散迁出北京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恶化。在此背景下，我国开展了防范“新沙皇”侵华战争的紧张战备和疏散在京中央领导人的工作。在京的除了中央大批党政机关，以及北京主要单位，许多高校也紧急迁出城市。中国科技大学派人前往河南和湖北沙市联系疏散下迁地址。沙市有科学院的五七干校，表示不再有合适的地方安排科大。河南组带着刘西尧给河南省领导人刘建勋的亲笔信，“受到了河南省生产指挥组组长的接待，在南阳山区和邓县看了不少地方，但河南省只同意在平汉路以西的南阳专区的唐河、新野一带山区、丘陵地带临时战备疏散，若在河南建校他们表示有困难。”两组选址人员回京后，认为这两个地方没有条件，不能去。尹施允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宣布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仕途枭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刘西尧表示搬迁就是疏散，疏散就是搬迁。中国科技大学又派人分赴江西、安徽选点。江西有了不少大学的五七干校，明确表示不能接收科大。安徽宣城等地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凤穿残汉。中科大再次派人去安徽安庆选点，安庆方面表示欢迎，能接纳3000人。11月8日，“刘西尧同志在两科(中科院、中科大)联合办公会议上说，……河南去的单位太多江山若卿，较集中，科大不一定往那里去挤。是否考虑到安徽去，李德生同志(安徽省革委会主任)也较感兴趣。后来经科大、科学院领导讨论研究，觉得河南困难太大，省里又不大欢迎，安徽各方面条件也不错，大家都同意去安徽去选点。”后来据刘说，中央到河南去的单位太多，压力太大，登奎同志(纪登奎)不欢迎。时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李德生得知中科大要搬迁，积极主动请求中央将这所大学迁往安徽，说科大下去大有英雄用武之地。从此后，中科大成为安徽的骄傲和机会咒怨黑少女，河南则因此错失了这么一个名校而痛惜不已。颇具戏剧性的是，李德生的故乡信阳新县。12月1日，刘西尧下达了中国科技大学疏散到安徽省安庆市的指示。12月，中科大近千人到达安庆。部分师生认为安庆条件困难，反对学校搬迁。
（如今科技大学拥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50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17人，“千人计划”44人，“青年千人计划”146人，教育部“长江学者”49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06人，在校学生15500多人，其中博士生1900多人，硕士生6200多人，本科生7400多人）河南痛失中科大据中科院负责人回忆，李德生说：“中央决定将科大下放安徽，原来考虑放在安庆，现在看来不一定合适，可以放在合肥，那个师范大学的校址不是空着吧?有些人闹事，把他们先放下去劳动，可以分若干个点，劳动一段时间吴昊俣。”另有材料显示，李德生指示：“安徽来了一、二十个单位，但都是找个基点，领导关系还在原上级机关;我们原来以为科大也是如此，现在情况更具体了郑佳君，关系下放了；经过研究，安徽有困难，可考虑在合师院……”于是，中国科技大学6000名师生家属和仪器图书迁至合肥，在原合肥师范学院校址办学。中科大在北京玉泉路的校址被铁道兵和海军部队占用女皇神慧。中国科技大学在局势好转后一直想迁回北京，毕竟它要依托中科院办学，但安徽方面极力挽留，最终中科大没有回成。为了挽留中科大，地理上不集中供暖的合肥给中科大装了暖气，是合肥首家。1978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成立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2000年，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与中国科学院其它研究生培养机构组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更名中国科学院大学。至此，中国科技大学创始时的性质转移到了中国科学院大学。安徽取得了对中国科技大学的长期拥有。中国科技大学是中国在建的九所“世界一流大学”之一。一个偶然的机会红楼如玉君子，使安徽拥有了一所中国顶尖大学。以中国科技大学为基础，安徽省还争取到中国科学院在合肥建立研究所、研究院赵宗歧。国家筹建的20个顶级的国家实验室中，安徽有三个，仅次于北京。这些河南都没有。蝴蝶效应显示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会导致行为结果的极大变化通信兵之歌，从而对未来造成巨大影响。一失足成千古恨。当河南南阳籍的建筑大师杨廷宝在主持规划中科大合肥校园时，黄逸梵我想他一定特别的有感触。一所大学对一个地方的价值是巨大的，全面的。不必说“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即以河南最常见的言论“河南无人”便可证明。整个清代，河南只出了一个状元吴其濬，但他实际上是在京城生长、就学的。河南卫辉也出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但他十六岁时就被姐姐带离河南，到了美国。南阳籍冯友兰说：“近几百年，河南人之能以学术文章成名者，其数目是‘损之又损’，虽不必即‘以至于无’，然而的确是‘鲜矣’。其所以‘鲜矣’的原因之一，即是自从全国学术界的重心，自中原移至东南以后，河南人与各时代的大师，学术界的权威，或‘学阀’，失了联络。因之河南人在一方面因不能得那些大师们的指导及‘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灵感、激励)而不能有所成就;一方面又因不能得到那些‘学阀’们的鼓吹揄扬，所以即有所成就而亦不为省外的人所知。”学界如此，政界、商界、文艺界也如此。
（图为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生。想想看，如果科技大学落户在河南，能给河南的高考学生减轻多大的升学压力！）河南为何婉拒中科大如果非要为河南拒绝中科大找一个原因，很多人都认为是当时的领导没有远见。纪登奎后来也讲，检点平生，他有三大遗憾，“一是自己早年投身革命，没有上过大学，不知道大学生活什么滋味。”但是，但如果真的如此认为领导没有远见，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河南民众是非常重视教育的。在旧中国时期河南就建有著名的国立河南大学、私立焦作工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接纳中科大的安徽领导人李德生不就是信阳人吗？客观地分析，这应该归纳于当时严峻的吃饭问题。据中国科技大学校史记载，学校南迁原定在河南南阳，后改为安徽安庆。从有关资料也可以看出，中国科技大学是想建在河南的。河南之所以拒绝中科大，最权威的说法是怕大学师生挤占河南的副食口粮。其实，在1969年的战备疏散中，河南也接纳了一所大学——北京对外贸易学院许任媛。当年11月，北京外贸学院整体迁至河南固始、息县。1970年8月，学校被撤销，教师、干部大都转入息县外贸部“五七”干校。1973年，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在北京复校。据对外经贸大学党委副书记贾怀勤回忆：“固始人民在自身并不富裕的条件下，敞开胸怀接纳了我校师生，为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支持。”“他们热情地接纳了我们，用固始的粮油禽菜养活我们，使我们能够从这里出发，重新走上国家对外经贸事业的征程孙语晨。”2012年，“对外经贸大学固始旧址纪念园”开园，是对那段历史的集体记忆。所以，如果要将所有责任都怪在当时做决定的人身上，也是不公正的。毕竟是特殊时期，全国粮食都紧缺，一下子涌进这么多人，也可能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毕竟要先保证自己当地人的生活不是朱樱樱？而且，现在再来为这件事去埋怨谁也是毫无意义的，毕竟历史不能重写，中科大已然在合肥蓬勃发展几十年了。也许大家还不知道，中科大在合肥规划校园时，就是建筑大师杨延宝主持的，而杨延宝就是河南南阳人。我们在想，当杨廷宝在主持规划中科大合肥校园时，一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安徽一劳永逸，河南事倍功半！诚如战略学家博弗尔所云：“在某一点之前，历史还是可以影响，但过此之后，就会变成难以改变的命运大荒武神。”